专题：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font=宋体] [b]原书名：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原书语种：英语
作者：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
中文译者：杨文策（原《深圳商报》财经记者）
中文简体版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2
ISBN 7-80728-461-7
定价：35.00元[/b]
[b] 书中关键词说明[/b][/font]
[font=宋体] 1． 经济杀手：经济杀手（Economic Hit Men, EHMs）是指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专业人士，他们从世界各国攫取了数以千亿计的金钱。这些钱，通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国外的援助机构，送往美国大集团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中。经济杀手用尽各种高明手段：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他们玩的是与美国"帝国霸权 "时代开始以来就有的"老把戏",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其规模空前庞大，令人恐怖！ 2． 公司王国：公司王国（Corporatocracy）是指美国的统治势力，包括大企业、银行和政府。它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长期不间断地利用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扩展和加强自身系统的控制力。经济杀手就是为其系统服务的。经济杀手如果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派出走狗--暗杀专家。若走狗再失败，就正式出兵开战。[/font]
[font=宋体] [b]内容简介[/b][/font]
[font=宋体] 揭开了重大国际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
揭示了全球化经济运作的潜规则和阴暗面[/font]
[font=宋体]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惊悚小说的写作手法，以内幕知情人的身份，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具有影响力的、有启迪性的故事。书中披露了"美国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美国"经济杀手"的真实面目。这本书是约翰·珀金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自传，也是他的自白书、忏悔录.[/font]
[font=宋体] 该书以时间为序，讲述了约翰·珀金斯如何从一个为帝国效忠的仆人，蜕变成一个为受压迫者的权利积极奔走的人。他曾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招募麾下，为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许多角落--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一些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他打着要让这些国家摆脱贫穷的旗号，实际上肩负着为美国推行公司王国（政府、银行和企业的联盟）政策的重任--这项政策疏离了许多国家，从而最终导致了9·11事件的发生和反美情绪的高涨[/font]
[font=宋体]。 珀金斯的故事道出了他和他的同事--那些自称经济杀手的人所做的一切及其产生的结果。书中讲述了他如何实施他的一个阴谋--将数百亿美金的石油巨款从沙特阿拉伯转移到美国，并且增进了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沙特阿拉伯议会与几代美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另外他还举出了"经济杀手"和"走狗"在伊拉克彻底失败的例子。萨达姆民族主义情绪强，"经济杀手"不能成功。他身边警卫严密，而且有许多替身，美国派出的"走狗"无法辨认真假，暗杀不成。最后美国政府只有用战争把他赶下台。珀金斯说，如果萨达姆听美国的话，那他不仅会稳如泰山，而且会得到美国更多的武器援助。[/font]
[font=宋体] 珀金斯揭开了近代历史上几起重大事件背后的秘密--这些事件均由美国帝国主义所控制--例如伊朗国王的倒台、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之死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和伊拉克。[/font]
[font=宋体] 作者在结尾中说："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由于美国可以任意发行钞票，它就有钱让"经济杀手"去贿赂他国的统治精英，先使他们背一身债，无法偿还，再用讹诈的方法使他们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font]
[font=宋体]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不少人劝告珀金斯不要继续写下去的书，揭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系统的内部运作方式。全球化在这个系统中不断酝酿着，然而其结果是让地球上无数人陷入贫穷。该书为创造一个充满正义和同情的世界，为在安全的前提下真正实现"美国梦"带来了新的希望。[/font]
[font=宋体] [b] 作者介绍[/b][/font]
[font=宋体] 约翰·珀金斯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人。1967年，22岁的珀金斯就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高官看成发展对象。后来他加入美因公司并很快成为一名经济杀手，但公开身份是公司的世界级经济学家。[/font]
[font=宋体] 此后，作为一个经济杀手，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曾经穿梭于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一些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的政府高层办公室，他曾帮助美国政府利用贿赂、暗杀、色诱等手段控制他国经济命脉，从而控制他国政府为美国服务。[/font]
[font=宋体] 在此期间，他多次想要退出并揭露这一切，但都未能付出行动。1980年约翰·珀金斯创立了美国独立电力公司（IPS）并很快成为行业的领头羊。1990年他卖掉了IPS，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为原著民争取权利以及环保运动的拥护者。后来他成立了很多旨在保留原著文化的非营利组织，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梦想改变联盟"（Dream Change Coalition），提出了"地球污染抵消租约计划"，该计划提倡以实际行动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帮助原住居民保护热带雨林，提倡"尊重地球"。[/font]
[font=宋体] 2001年9·11事件以后，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的祖国，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全世界因为他和别的"经济杀手"的所作所为而受苦难的人，也对不起他自己。约翰·珀金斯决心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揭露这一切，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font]
[font=宋体] [b] 精彩书摘（摘自该书第15章内容）[/b][/font]
[font=宋体] 背景：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叙利亚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援下，向以色列发起了收复失地的战争。为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并将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font]
[font=宋体] 在禁运刚刚解除之后，华盛顿就开始和沙特阿拉伯展开谈判，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军事装备和培训、以及一个将沙特带入20世纪的机会；交换条件是石油美元，最重要的是保证不会再发生另一次石油禁运。谈判导致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的成立：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JECOR)，它体现了一种创新的理念，和传统的国际援助项目完全相反。它用沙特的资金聘请美国公司来建设沙特阿拉伯[/font]
[font=宋体]。 虽然综合管理和财政责任委托给美国财政部，但这个委员会非常独立。它将在25年以上的时间里花费数十亿美元，而完全不受国会的监督。因为没有涉及任何美国资金，国会无权干涉这件事，尽管它和财政部有关。在对JECOR进行广泛的研究之后，戴维·霍顿和理查德·约翰斯总结道："这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的同类协议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它创造了一种可能，让美国的触角深入这个王国，强化了相互依赖的观念。" [/font]
[font=宋体] 起初，财政部请MAIN(作者工作的顾问公司)作顾问。我被召集来，并被告知，我的工作非常紧急，我所做的、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高度机密的。从我的观点看，这像一个秘密行动。[/font]
[font=宋体] 由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并没有秘密参与财政部同其他顾问的讨论，因此，我无法确定自己在这个开创先例的事件中到底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我所知道的是，这个决定为"经济杀手"设立了新的标准，它开创了一个可以替代传统方法的创新方式来推进帝国利益。从我的研究演化出来的大部分想法，最终得到了应用，MAIN的奖励是获得了在沙特阿拉伯签订的早期一个有利可图的合同。那年我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font]
[font=宋体] 我的工作是：预测如果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沙特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并且制定资金的使用方案。简单说，我被要求，运用我所能发挥的最大创造力，证明向沙特的经济系统注入数亿美元资金的正当性，前提是美国的工程建设公司将参与其中。我被告知，要独立完成此事，不能依靠我的下属，我被隔离在公寓楼上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被警告说，我的工作既关乎国家安全，又涉及MAIN的利益。[/font]
[font=宋体] 我当然明白，这个主要目标不同寻常--让这个国家背上它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但更重要的是为大量石油美元开辟回流到美国的途径。在这个将沙特阿拉伯诱入其中的过程里，它的经济将会越来越和我们的经济唇齿相依，预计它将更加西方化，因此对我们的经济系统更加敏感、并与其融合得更加紧密。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在沙特、在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正当性。实际上，这个工作涉及范围之广--在以前从未见过的范围上，完全地、短时间内改变整个国家--意味着即使存在历史数据，也和此事毫不相关。[/font]
[font=宋体] 没有人期待这种数量上的分析。我只是靠想象力工作，并撰写关于这个王国光辉前景的报告。我运用经验数据来估算，例如生产一兆瓦电量的大概成本，一英里公路的成本，或者充足的供水、下水道系统、住房、食物以及每个劳动者的服务成本。我并没有被要求把这些估计精确化，或者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我的工作只是描绘出一系列可能的计划(更准确一些，也许是"愿景")，并得出粗略的与之相关的成本估算。[/font]
[font=宋体] 我的脑子里总是装着真正的目的：将付给美国公司的报酬最大化，让沙特越来越依赖美国。不久后，二者就密切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新建设的项目都需要持续的更新和服务，他们的高科技含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建造他们的公司不得不继续维持、升级它的现代化程度。实际上，我为每个设想的项目配备了两套方案，一个是我们期望的设计、建设合同，一个是长期的服务和管理协议。MAIN，Bechtel，Brown & Root， Halliburton，Stone & Webster和许多其他美国工程承包商将可以从中渔利数十年。[/font]
[font=宋体] 在这个逐渐展开的计划中，华盛顿希望沙特保证继续供应石油，以及将价格浮动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其他国家，像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或委内瑞拉以禁运相威胁，那么沙特大量的石油供应将填补缺口。而仅仅是沙特可能这样做的消息，在长远来说，就可以打消其他国家禁运的念头。作为对这个保证的交换，华盛顿将提供给沙特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交易：承诺提供完全的、明确的美国政治--如果需要--军事支持。[/font]
[font=宋体] 这是一个沙特很难拒绝的交易。因此，自然地，华盛顿利用它的优势施加了另外一个苛刻的条件，这个条件重新定位了"经济杀手"的角色，并作为一个我们后来试图在其他国家应用的榜样，最著名的例子是在伊拉克。回想起来，我有时很难理解为什么沙特接受了这个条件。当然，当大多数阿拉伯世界国家、OPEC成员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发现这个交易的条件以及沙特向华盛顿做出的让步时，他们感到无比惊骇。[/font]
[font=宋体] 条件是沙特将用它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库券，利息将被美国财政部用于把沙特从一个中世纪社会建设成现代的、工业化的社会。换一种说法，来自这个王国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利息，将用来雇佣美国公司完成我(大概还有一些我的竞争者)提出的"愿景"。我们自己的财政部花沙特的钱雇佣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甚至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城市。[/font]
[font=宋体] 虽然考虑到这些工程的综合性质，沙特保留有投入资金的权利，但实际上是外国人组成的精英团队决定阿拉伯半岛的未来面貌和经济结构。这一切将发生在一个建立在保守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法则上、并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根据其原则运行的王国里。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信仰的跳跃，但由于勿庸置疑地要忍受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沙特几乎没有选择。[/font]
[font=宋体] 从我们的角度看，巨额利润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个交易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先例。更美妙的是，没有人需要取得国会的同意--这是公司讨厌做的事，尤其是像Bechtel和 MAIN这样的私人公司，他们更愿意不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秘密。托马斯·李普曼，一个中东研究院的学者、曾经的记者，总结了这场交易的特点：富有的沙特将把数亿美元的资金输送到美国财政部，它掌控资金直到这些钱用来付给卖主或雇员。这个系统保证沙特的钱将循环注入美国的经济体系……它也保证了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们可以从事任何他们和沙特认为有益的工程，而无须向国会证明它的合法性。[/font]
[font=宋体] 确定这些历史性工程的参数，花的时间比任何人可以想象的都短。之后，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应用它的方法。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某个政府高层人士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我没有把握，但我相信这个使者是亨利·基辛格。[/font]
[font=宋体] 1975年，我被指派同其中一个主要官员接触。我总是把他想象为W王子，虽然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个实际上获得加冕的王子。我的工作是说服他，"沙特洗钱事件"对他的国家以及他个人都有益。[/font]
[font=宋体] 起初，这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W王子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教徒，并坚持说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国家步西方商业主义的后尘。他也说到他知道我们的建议的险恶本质。他说，我们和一千年以前的十字军战士抱有同样的目的：基督教化阿拉伯世界。实际上，他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和十字军战士的区别不是在本质上。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徒主张，他们的目标是将穆斯林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我们主张要帮助沙特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我相信十字军战士像公司帝国一样，主要是寻求开拓他们的帝国。[/font]
[font=宋体] 宗教信仰被抛到一边，W王子有一个弱点--喜欢金发碧眼的美女。提到这个似乎很荒唐，我要说的是W王子是我所认识的沙特人中惟一一个有这样倾向的，至少是惟一一个愿意让我看到这点的人。然而，这点在达成这个历史性交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也揭示了我能在什么程度上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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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MPAcc2007天财 于 2007-11-19 09:08 编辑 [/i]]
美国战略手段揭秘:派“经济杀手”控制他国精英
新华网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发表谭中的文章，叙述了美国人珀金斯的新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和他的演讲。珀金斯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披露说，美国派“经济杀手”控制他国精英，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曾长期担任国际金融顾问的美国人珀金斯(John Perkins)出了一本书，名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该书给美国的统治势力取了一个新名词：“corporatocracy”，我把它译为“公司王国”。这本书是珀金斯的自传，也是他的自白、忏悔，使人大开眼界。
1967年，22岁的珀金斯就被国家安全部门NSA的一位高官看成发展对象。大学毕业后，他到外国服务，美国Chas T.Main公司负责为世界银行审批贷款的副经理开始和他接触。公司深知他的志向与弱点，派了一位年轻、漂亮、老练的工作人员引诱、动员和训练他。1971年，他终于同意到国外当economic hitman(经济杀手)，公开的身份是公司的经济学家。
“经济杀手”用万亿美元到全球欺骗别国的高薪专业人员，把资金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经援机构，送往大公司的金库和少数富豪家族。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制造虚假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情和暗杀。
这是珀金斯良心发现时写下的。他说：“对这些我最了解，因为我就是一名经济杀手。”从那时开始，他就想把自己知道的黑暗内幕公之于众，可是障碍重重。一方面是自己受到威胁利诱，另一方面也因为找不到出版社。直到不久前，才出版了这本书。1月8日，珀金斯在佛罗里达州新书首发式上发表讲演，强调了他是为了子孙后代而冲破重围出版这本书的。
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
他在讲演中说，如果“经济杀手”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派出“走狗”——暗杀专家。如果“走狗”再失败，就正式出兵开战。珀金斯举了“经济杀手”在沙特阿拉伯的成功例子，这些人使沙特阿拉伯的统治精英特别亲美。他们把石油收入都汇到美国，美国帮助它建立起西式的繁华城市。
珀金斯又举了“经济杀手”和“走狗”在伊拉克彻底失败的例子。萨达姆民族主义情绪强，兼有社会主义理想，“经济杀手”不能成功。他身边警卫严密，而且有许多替身，美国派出的“走狗”无法辨别真假，暗杀不成。最后，华盛顿只能用战争把他赶下台。珀金斯说，如果萨达姆听美国的话，那他不但会稳如泰山，而且会得到最新式的武器装备。
珀金斯在新书结尾中说，“公司王国”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残忍、最自私、最终只会自我毁灭的资源掠夺”，而人们却在相信一切经济发展是为人类造福，经济越发展，受益者就越广。他说，“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
珀金斯说，由于美国可以任意发行钞票，它就有钱让“经济杀手”去贿赂别国统治精英，先使他们背一身债，无法偿还，再用讹诈方法使他们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
欧元使这一形势改变，将来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改用欧元结账，要美国用欧元还债，“那后果就严重了”，珀金斯警告说。
害人终害己，这是珀金斯得出的结论。他在讲演中说：“所有帝国都崩溃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们也会崩溃。”珀金斯新书的出版必将唤醒一部分美国舆论的良知。至于那些长期受到蒙蔽的外国精英，就更应该警觉了。
何帆：潜伏的经济杀手(书评)
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把他自己称为“经济杀手”(Economic Hit Man)。他受雇于一家咨询公司，曾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做过顾问。只看履历，他是一个对发展政策和能源政策富有经验的专家。他发表过关于马尔科夫链在经济预测中的作用这样的专业论文，经常到厄瓜多尔、伊朗、印度尼西亚这些偏僻的地方做实地调查，和各国政要、大企业的老板以及国际组织联系紧密。但是，这些都是他的伪装，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潜伏的经济杀手。作为一个经济杀手，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发展中国家论证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用计量模型的包装欺骗发展中国家，许诺这些工程将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当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些工程之后，工程的设计、承包都落入发达国家大企业的手中。接下来，发展中国家会发现自己为了这些好大喜功的工程债台高筑。这时候，发达国家会撕破其伪善的面具，对发展中国家要挟恐吓，最终牢牢地控制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公司专制(corporatocracy)的全球帝国。发达国家借此可以操纵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租用军事基地、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广大的穷人。比如，约翰·帕金斯谈到，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美元就有75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美元中有75%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厄瓜多尔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仅剩2.5美元。
经济杀手是在二战之后被创造出来的。1951年，伊朗首相摩萨台(Mossadegh)宣布对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在内的外国石油企业实行国有化。英国找到美国帮它出气，但是，在冷战格局下，如果美国直接出兵，可能会引起苏联的介入，所以，美国即派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在伊朗策动罢工和暴动，最终把摩萨台轰下台。不过，美国很快意识到，如果总是派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一旦东窗事发，美国政府会引火上身。经济杀手应运而生。他们被私人部门雇佣，和政府没有任何牵连，所以更加隐蔽，其杀伤力也更大。
约翰·帕金斯一直经受着良心的谴责，最后他决定洗手不干，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此书一经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在约翰·帕金斯参与的活动中，他们曾经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大量贷款，帮助建设电厂和其他设施，但是真实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尼西亚的“赤化”。他们用金钱、女色贿赂沙特阿拉伯的王子，这样沙特阿拉伯就会在刚刚组建的OPEC中为美国卧底，扰乱石油出口国联手提高油价。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换到的大量石油美元，通过美国“帮助”建设的各项工程，又回流到了美国。美国的大公司从中赚得钵满盘满。
经济杀手通常都会轻易得手，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客们是可以被腐化的。确实，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客和美国沆瀣一气，从中既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也得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好处：有了美国的庇护和纵容，他们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欺压百姓，打击异己。但是，也有一些有气节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不吃这一套，结果是，如果经济杀手没有得手，真正的杀手就会跟进。比如，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被暗杀的领袖几乎成串倒下。早在20世纪50年代，瓜地马拉的改革者阿本兹(Jacobo Arbenz)总统一上台就实行土地改革，但是瓜地马拉最大的地主是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1954年，美国空袭瓜地马拉，阿本兹被迫下台。1981年厄瓜多尔政府打算推出一条新的法律，要求石油公司向厄瓜多尔政府上缴更多的税收。数月之后，厄瓜多尔总统Jaime Roldos飞机失事。巴拿马总统Torrijos一直致力于从美国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1981年6月，他也因飞机失事身亡。
这本书读来触目惊心。一小撮政客和大公司的勾结已经逐渐浮出水面。《时代周刊》就曾经披露，布什政府和大公司的密切联系。仅仅以一家公司Bechtel为例，曾任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做过这家公司的顾问和总裁，曾任国防部长的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做过这家公司的旧金山分部经理，布什还直接提名Bechtel的CEO Riley P. Bechtel做总统出口委员会的主任。布什家族和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关系，甚至和本·拉登的勾结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和本·拉登素无来往的其实是萨达姆。
大众在分析国际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喜欢“阴谋理论”。坦率地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所谓的“阴谋理论”都是不成立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往往是凌乱而无计划的、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争吵和钳制中妥协的产物。在分权化的决策体系中，阴谋论难以成立。但是，这本书中所描述的一小撮政客和大企业相互勾结，却是非常可信，而且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利益集团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无孔不入。有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军工、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等集团的势力强大，而且更为隐蔽。它们可以直接从美国政府得到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小布什总统强硬的鹰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军工集团的利益。当年，以军人身份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退职演说中却警告美国人民要当心“军工综合体”。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个“军事领导机关与私人工业的结合”对美国的“经济、政治、甚至精神”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少数人的共谋并不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捍卫，而是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欺骗和剥削。但是，由于大企业同时操纵了主流媒体，因此在西方的报道中常常会有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之处。萨达姆尽管并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下的英明领袖，但是，美国可以绞死萨达姆，也可以听任比萨达姆残暴百倍的非洲暴君阿明在沙特阿拉伯安度余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和媒体的这种伪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语言可以宣讲真理，也可以粉饰罪恶。这是我们在观察国际事务中不能不警醒的。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经济杀手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频频得手，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国家弱小，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腐烂到根。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乏敢于和美国直接抗衡的强人，但是，追逐一己之私利，出卖国家利益的政客也不在少数。当发达国家的强横和发展中国家的昏聩沆瀣一气，才演出了像《滴血钻石》中展示的那种悲剧。
“经济杀手”敲响警钟（《人民日报》 (2007-03-01 第03版)）
最近，美国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中译本面世。这本书２００４年底在美国上市，在初版后短短５个星期内就重印了５次。该书作者约翰·珀金斯，１９７１年以经济师身份加入美因公司，被公司派遣的一位美女训练成一名“经济杀手”，从此足迹遍布亚非拉许多国家，参与或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
所谓“经济杀手”，就是美国政府派遣的、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职业骗子”。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外交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外衣，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美国的战略对手和发展中国家陷入预设的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并通过一些国际机构让各国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从而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珀金斯在书中披露了自己作为“经济杀手”的经历，并揭露了几起重大国际事件背后的秘密，如沙特洗钱风波、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垮台、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总统之死，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和伊拉克的内幕情况。珀金斯１９８３年着手撰写此书，其后多次受到劝阻和威胁，以致２０年里四次动笔，每次都因遭到恐吓或有人向他行贿而搁笔。“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珀金斯受到良心谴责，不顾一切地完成了这本书。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美国主流媒体却没有跟踪炒作，保持了令人奇怪的沉默。倘若该书中存在不实之词，美国主流媒体完全可以进行批评和澄清，但他们选择了回避，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书的真实性。
美国“经济杀手”在各国进行的阴谋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而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争。在这种特殊形态的战争中，对方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战线，更看不到战火硝烟和流血牺牲，然而其规模巨大，损失惊人，令人恐怖。那些“经济杀手”们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冠冕堂皇地谈论着“经济增长”的建议，信誓旦旦地声称能够为当地带来好处，结果却把许多国家拉进了危机和深渊。本书所揭露的种种内幕，并非孤立的、缺少旁证的材料， １９９６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出版的《胜利――里根政府对前苏联政府的秘密战略》和２００４年美国前空军部长托马斯·里德出版的《万丈深渊：一名知情者记忆中的冷战史》，以及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亲身经历等等，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美国隐蔽经济战争的巨大危害性。
这种危害性既表现在对他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上，也表现在对受害国人民生活的影响上。原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东欧各国、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巴拿马、印尼、泰国及一些中东国家，都曾经因美国“经济杀手”的作祟而陷入严重危机，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受到重大损失。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美国及其政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其实，《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露的情况，只是美国隐蔽经济战争的“冰山一角”。珀金斯限于自己的经历，并未涉及美国“经济杀手”在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内幕，但其自白已经在我们耳边敲响了警钟。
“经济杀手”肆虐中国
【内容提要】虽然我们很难断定某个具体行业是否以及怎样遭遇了这些“杀手”们设置的陷阱，但很明显地我国的很多产业在按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对跨国集团的经济依附性逐步在加强，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已经掌控了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经济杀手与我国的大飞机之痛
约翰·珀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2004年底甫一出版，就荣登了美国最大的亚马逊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广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在美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者在该书中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政界、情报机构和大财团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倘若美国主流媒体感到书中有不实之词或夸大捏造，完全可以尽情抨击、挞伐以消除在公众中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国主流媒体这一次却选择了刻意回避和保持沉默。
“经济杀手”的战略使命
约翰·珀金斯在书中揭露，经济杀手的穿着打扮同学者、教师和一般生意人无异，在世界各地，他们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外表普通而谦恭，总是宣称要为其它国家人民带来种种好处，冠冕堂皇地谈论着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实际上，他们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这个帝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它主要是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当然，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也不排除动用暗杀、武装进攻等暴力；美国经济杀手肩负的这项战略任务，就是不择手段拉拢腐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通过行贿、色情利诱并且利用腐败证据威胁敲诈，向他们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建议，诱迫他们落入经济陷阱并产生战略依赖性，进而廉价收购、控制经济命脉、战略产业和自然资源，诱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制造颜色革命，最终导致沦为类似拉美的“香蕉共和国”，深陷贫困的泥潭却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这方面，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精英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曾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叶利钦最后也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他终于领悟到经济学家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危害，最后任命的三届总理都来自国家安全部门。普京执政后为了抵御美国经济杀手的渗透，向政府各部门、地方和大企业大量委派安全部门的官员，美国对普京维护民族利益的举措极为恼怒，称俄罗斯走向了专制主义，但俄罗斯民众却极为拥护普京打击寡头和实行能源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措施。
珀金斯本人就曾以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到厄瓜多尔、巴拿马参与发电厂建设项目的经济咨询，其实是执行美国政府委派给他的战略使命。令他后来深深感到良心谴责的是，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厄瓜多尔落入经济杀手设置的陷阱后，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好处，他写道，“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大多数人却越来越穷”，“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美元就有75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美元中有75％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仅剩2.5美元。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美元中，只有不到3美元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大坝、钻探井和输油管的建造却让这些可怜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他们被夺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并且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在经济杀手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失去了理智：全球最有名气的公司，用几乎是雇佣奴隶一样微薄的薪水，让亚洲制衣厂的工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贪得无厌的石油公司将有毒物质倾倒在热带雨林的河流里，而他们清醒地知道，这些物质能致人、动物、植物于死地。实际上，他们对古来的文明实施的种族屠杀；美国制药公司拒绝为千千万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救治的药物；美国本土1200万家庭吃了上顿愁下顿。1960年，全球最富裕国家里最有钱的1/5的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5的人的收入的30倍，到199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4倍。
正是这些罪恶激起了珀金斯先生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在经历了多年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之后，战胜了恐吓和受贿，终于鼓起勇气将经济杀手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深深的忏悔。
“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描绘的让人震惊的事实，让人油然而生一个疑问：在我们的经济环境里，是否也有这样的角色在活动？虽然目前，我们很难断定某个具体行业是否以及怎样遭遇了这些“杀手”们设置的陷阱，但很明显地我国的很多产业在按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对跨国集团的经济依附性逐步在加强，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已经掌控了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对外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其中21个产业位居前五位的企业都已经被外资控股，而剩下的7个产业，外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某些领域还站在世界前列。但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明显地有向低端化滑坡的倾向。由于我们在很多产业部门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导致大量的外贸利润流失了。比如，2005年我国公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为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在彩电业，国产液晶电视80％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核心技术要花钱买，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国产电视尽管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但80％的利润被外商赚去了；广东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均依赖进口，致使该行业尽管生产量很大，而利润却很微薄，等等，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运10悲歌
还有一些产业则被完全摧毁，大飞机就是一个典型。
运10是由中共中央于1970年8月决定上马的，代号遂定为“708工程”。10年后的1980年9月26日，运10在上海试飞成功，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第一架也是迄今惟一一架国产喷气式干线大飞机，它的起飞重量达110吨、最远航程达8300千米、最大时速达974千米、实用升限12000米，是迄今为止我国起飞重量最大、飞得最远、飞得最快、飞得最高的国产客/运输机。在运10项目上，采用新设计方法、新规范、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成品附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空前的。运10自首飞成功到1984年共飞行了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飞抵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并七次沿“死亡航线”飞抵拉萨，成为首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
就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却被国内某些人指责为是波音707的复制品。实际上，就在运10首飞之前，1980年5月19日，美国《航空周刊》刊载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因纳评论说：“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该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任何说中国人全盘照搬波音707的人，都不了解今天的中国。”这年的11月28日英国路透社评价运十指出：“在得到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
退一步讲，即使是复制品也仍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创建了我国研制大飞机的平台，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为以后的技术进步乃至赶超发达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是，在1981年1月，民航总局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的《对国产运10飞机的几点看法》中，一方面指责运10还存在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否认它的市场前景。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出现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能因为出生的婴儿还不会走路就断定他不能成长为健康的躯体。波音707的原型机波音367－80于1954年7月试飞成功，但并没有马上带来订单。1955年，波音开发出707，最初在销售上也输给了道格拉斯公司的DC－8。波音吸取教训，对原设计进行修改，改进后的波音707（180座）于1957年试飞，才最终被市场所认可。
在市场方面，正是在运10下马之后，我国各大航空公司开始了向波音和空中客车的大规模采购。2005年，在高油价的打击下，全球各大航空公司普遍不景气，而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却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拉动下过得格外惬意。2004年，我国全年采购量为93架，而2005年末的一次采购中，分别以97亿美元和40亿美元订购了150架空客A320和70架波音737，年初的另一次购机潮中，也分别购买了60架波音787和25架空客系列飞机，全年采购量则超过了350架。2006年，我国一次向空中客车公司定购了150架A320系列飞机和20架A350宽体飞机，总金额12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25亿元。据波音公司预测，今后20年，我国至少还要采购2600架民用客机，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5年，运10仅因缺少3000万元的经费而不得不下马，此后我们开始了对外合资之路，最后由于波音和麦道的合并而彻底失败。中国从此丧失了民用客机的产品开发平台，导致了我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从经济上说，我国不仅要花费大量外汇去国外采购，相应地，我国也失去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还有，运10的下马直接影响了我国军用飞机，如运输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等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国防建设。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我们不能断定“经济杀手”们在运10的下马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民航总局做出的错误的市场预测，直接扼杀了运10，仅仅有利于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对中国航空市场的瓜分，与珀金斯在书中揭露出来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
好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做出了重新上马大飞机项目的战略决策。但温习这段历史是不无有益的，汲取教训可以避免别的产业，譬如龙芯，重新陷入“经济杀手”们设置的陷阱。
美国“经济杀手”揭秘
作者：丛亚平珀金斯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早已抛弃了建国理想，变成“帝国霸权”；“帝国霸权”在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导致了“9·11悲剧”的发生
美国人约翰珀金斯所写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最近由广东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书中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经济手段”破坏他国经济安全、致使他国屈服的秘密。
正如这本书的作者约翰珀金斯作为一个“经济杀手”所亲历的那样，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其目标是以经济手段操纵别国——“经济杀手”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约翰珀金斯的描述亲身经历的书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星期，就荣登美国最大的亚马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一年内跻身二十多个不同的畅销书排行榜,刊出时间不长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与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相对比，这本书在发行过程中曾被19家美国拥有跨国公司背景的大出版社拒绝。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样一本畅销书，美国主流媒体却保持了沉默。
有意识培养“经济杀手”
约翰珀金斯被培养成一个“经济杀手”的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
1967年，22岁的约翰珀金斯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高官看中作为发展对象,大学毕业后就被派驻国外服务。回国后美因公司（背后实际是国家安全部门）派了一位年轻、漂亮、老练的黑发女子克罗汀训练他。克罗汀直率地告诉珀金斯，她的任务就是要将珀金斯训练成一个“经济杀手”。她告之“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以及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
克罗汀告诉珀金斯，他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第二，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美国的吩咐，美方就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当地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经济杀手”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十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2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高增长率的惟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
“经济杀手”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兴建这些工程将促进其经济发展，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这些领导人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跨国公司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以保证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
至于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这并不在经济发展预测范围内。
克罗汀告诉珀金斯：“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需要，就要将这些国家骗入到无尽的债务中，将领导人控制住，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效忠’。我们可以随时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同时，他们也因为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也因为承接了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克罗汀向珀金斯介绍，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后，由于苏联的核威慑，诉诸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美国曾尝试由间谍颠覆别国政权，但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毕竟风险太大，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机关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并由跨国公司聘用他们——以此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这就是“经济杀手”的由来。
从此，政府、企业和国际银行形成了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的共同谋利关系就此确立。
发展中国家成为奶牛
1971年，珀金斯负责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印度尼西亚。
克罗汀说，“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不能让他们站到共产主义那边，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
珀金斯作为“经济杀手”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0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作总体规划，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用经过夸张的经济数据和图形向当地描述建立新电力系统后的“经济奇迹”和增长前景，诱使印尼和美因公司签订大批建设计划和工程定单，向美方大量贷款，使今后印尼的钱财能源源不断流入美方的口袋。
珀金斯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升职加薪，并成为公司的首席经济师。而此前在爪哇岛搞电力调研的一位专家霍华德，因不愿意配合美因公司搞虚假预测被公司解雇。
作为一个经济杀手，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珀金斯的足迹遍及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和中东，是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或重要目击者。包括沙特阿拉伯洗钱风波、伊朗国王的倒台、巴拿马总统之死、美国入侵巴拿马以及其他导致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珀金斯揭露，美国“公司帝国”总是采用三种手法：先派“经济杀手”进行冠冕堂皇的经济掠夺；如果不成功，再派真正的特工杀手进行暗杀；倘若再不成功，则会发动战争，达到经济和政治目的。
例如对于具有石油、地理、水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伊拉克，由于萨达姆民族主义情绪强，兼有社会主义理想，“经济杀手”不能成功。他身边警卫严密，还有许多替身，美国派出的“走狗”又无法暗杀他，最后华盛顿便用战争把他赶下台。珀金斯说，如果萨达姆听美国的话，那他不但会稳如泰山，而且会得到最新式的武器装备。
珀金斯介绍，这些谈论“经济增长”建议的“经济杀手”们的手段，还包括通过垄断发展中国家市场、廉价收购和私有化当地企业，使当地经济形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成为永被吸食的对象。许多大公司的首脑们得意洋洋地形容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让我们挤奶挤到退休为止的奶牛！”
在这些国家，他亲眼看到凡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屈服于美国“帝国利益”的领导人，常被美国用残酷的手段迫害甚至暗杀。他在书中评述，巴拿马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只不过是敢于反对美国大权在握的政客和外企高管，坚持已签订的运河条约，便遭到美国惨无人道的突然袭击，这证明了美国为获取私利，会不惜采取一切违反国际公约和法律的手段。
珀金斯举例说，当厄瓜多尔的债务超过了它财政预算的一半，根本无力偿还时，美国就会像黑手党一样提出无理要求，让厄瓜多尔把亚马孙雨林给美国石油公司，结果美国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石油资源，而亚马孙雨林却遭到了永远的破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警醒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
与其他的经济杀手不同的是，约翰珀金斯在活动于发展中国家时，并不只是跟上层人士接触，而是深入底层接触了很多民众和智者，这帮助他能站在当地人民立场上观察和思考许多问题，这也是他最终能站在公正立场上奋起说出事实真相的原因。
珀金斯悔悟：自己的工作正让十几亿人付出代价，他和美国的强势集团一道把世界推向深渊——富人在钱海里逍遥，穷人在苦水、污染和暴力中挣扎。
出于良心上的自责，珀金斯在1980年辞去了“经济杀手”一职，转而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热带雨林而奔走，并决定写一本书，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美国政府培植和使用“经济杀手”、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真相。
在写书过程中，珀金斯多次受到跨国集团的威胁和利诱，以致20年里4次动笔而又搁笔。
“911”事件发生后，珀金斯寝食不安，他认为，现在的美国早已偏离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当年对生存权利、自由、公平和幸福的追求，变成一个一切为自身利益、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物质至上的体系。
珀金斯在书中反问：2003年美伊战争共耗费870亿美元，只要从这些钱里拿出一半，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喝上干净水，吃得饱，拥有卫生设施，还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将所有用于殖民战争的钱都用于消除世界贫穷和饥荒上，用于全球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上，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
珀金斯说，由于美国可以任意发行钞票以及美元的强势地位，使它有无数的钱让“经济杀手”去贿赂别国的政治精英，再用讹诈方法使他们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他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对此保持警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珀金斯退出“经济杀手”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而此书都是记述亲身经历，因此对近20多年经济杀手的手法变化，书中没有涉及。而现实的情况是，随着这些年经济泡沫不断扩大，针对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升值国家，披着专家外衣的“经济杀手”们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如用大量注水的美元抢购发展中国家被低估的廉价实物资产，用贿赂等手段抢夺、贱买并购大量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国有资产，对当地重要产业和龙头企业实施“斩首行动”等，试图打垮和占领当地众多产业和市场，使发展中国家失去自己产业升级的空间和经济发展后劲，永远成为跨国公司实现廉价加工业的经济奴仆。
来源：《瞭望》
美国“经济杀手”自曝敛财内幕 反抗者离奇死亡
《开卷八分钟》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主持人： 梁文道
首播： 周一至周五 18:45－18:55
梁文道：在过去三四十年来，在这个国际上的左翼的媒体或者是学术著作刊物里面，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开始形成一个经济的帝国主义，而这个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帮凶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这些国际机构。它们透过一种手段，借着援助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方法，去搞贷款，然后把钱贷款给这些国家就使它们付上了沉重的负担，然后使得它们最后被迫要向美国投降，就接受美国的一切的指挥。
约翰自曝当过经济杀手
过去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个客观的分析，或者是有时候是个大胆的猜想，没有什么证据，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很实在地去说出这里面的逻辑、运作的程序。直到出了这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书在前年出版之后就非常地受欢迎，非常地轰动。在全世界都是畅销书，译成了几十种语言了。
这书一开头，这个作者约翰·帕金斯就写得很清楚，经济杀手是真有这个名字，不是后来随便瞎编的。真有这么一些人，是拿着高薪的顶尖的专业人士，从世界各国攫取了数以千亿计的金钱，这些钱通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装入到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里面。而经济杀手用尽各种高明的手段，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于谋杀，他们玩的是美国帝国霸权时代一开始就有的老把戏。
这本书轰动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约翰·帕金斯，他就说他自己当过这种经济杀手。
首先这个帕金斯他不是什么大学里面成绩非常好的人，相反他干过不少坏事，很善于骗人，欺骗过警察，对于性有无穷的渴求，很希望出名，很希望赚钱，跟家庭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偏偏美国国安局当时注意他，吸收他。原来他们看中的不是说你有多爱国，而就是你有这种人格缺陷，你有人格缺陷，他还好操纵你，而且你懂得说谎，这很重要，本来国安局或任何间谍机构需要的就是能说谎的人。接下来他受到什么训练？他离开国安局，他是去一家普通的美国经济顾问公司叫美英公司去打工。那么去打工的时候才发现，这家公司不是一般的公司，不是普通的公司，这公司派来一个美女来训练他，这美女用自己的身体去色诱他，然后蛊惑他，终于把他改造成这个经济杀手。
掠夺资源、财富的背后有阴谋
就以他这种学历，他当然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但是他却以美国这种高等白人的身份派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去，去告诉那些国家经济该怎么发展？挂着一个首席经济师的名号。比如说到印尼，到厄瓜多尔，到巴拿马，跟人家讲，你这个国家我帮你来计算一下你的经济预测，我给你弄个模型，未来十年会怎么样？这么做的目的就在于告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你们这个国家如果经济要往前发展，要发展向好的话，你就必须按照我这种模型。而我个模型，我这个预测里面是计算出你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发电厂、水利水坝，开石油、开道路、开矿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年纪大一点有印象的话都很记得，6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都很流行，就认为搞经济发展最重要先搞好基础建设，而基础建设无一例外就是搞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搞来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对一个很穷困的农村国家来讲，你帮它到处盖高速公路，对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在种田，他要那干吗。然后，为这些国家，为了要搞这些基础建设，他们就必须要负债累累。而那个钱从哪来？他们就说我们要搞基础建设，发展经济。于是向刚刚我说的那些国际救援组织或美国政府救援组织拿援助，借来了贷款。而借来贷款之后，谁去帮他借那些东西？他们这些国家穷，自己没能力。这时候，又是找来批美国的建设公司。比如说最近在重建伊拉克里面很有名的哈利波顿，就是这种公司，它来做。它来做的时候，美国的这些公司不又把钱赚回去了吗？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他之所以建议你做某种基础建设，有时候是为了掠夺你的自然资源。比如说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厄瓜多尔有非常非常的这个石油能源，这石油能源美国公司就看准了，于是美国的石油公司，这些基础开发公司，还有它服务的经济顾问公司，加上美国政府，他们全都是一伙人在里面搞来搞去。大家看看美国现在副总统切尼，他以前就是这种公司哈利波顿里面的高层。布什他一家人，他爸爸，老布什、小布什，也都在这些石油公司里面工作过，他们完全是同一伙人在搞。
然后作者就说了，这个厄瓜多尔，比如说以它为例子。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金，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块美金就有75美元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之中，余下的25美元里面有75%是用来偿还国债。然后呢，剩余的部分才被用于国防跟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只剩2.5美元了。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美元里面，只有不到3美元是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的。而大坝、钻探井、输油管的建造，却让这些可怜的人们生活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他们被夺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并且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然后，约翰·帕金斯他讲的不只是这套东西，这套东西过去很多人都报道过。他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他讲自己怎么样看到一些这些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出来，想反抗这种不公平的体制，但是最后他们居然是神秘地消失了。比如说一个巴拿马总统，他为了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但是后来，突然间飞机失事了。厄瓜多尔一位总统，他为了要掌握国家的能源的主导权，把这个利益分回给人民百姓，他的飞机也失事了。而这个作者身处其中，他良心越来越不安，到最后，他把他的整个经历和盘托出，写出了这本书。
其中真假我们没办法判断，但是，这好像又给大家指出一条路，说明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常常有的那种猜测很有可能是真的。
经济杀手怎样毁掉厄瓜多尔
一位自称为“经济杀手”的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2004年底出版了题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香港《信报》主编林行止称之为“一本对国际政经内幕有兴趣者的必读书”。珀金斯开宗明义指出，“经济杀手(EHMs)”是高薪的职业骗子，欺骗对象是有资格接受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及其他先进国家援外机构援助及贷款的国家。珀金斯以自身经历来说明，EHMs游说“受惠国”政府，鼓如簧之舌，甚至做假账、贿赂、色情交易、谋杀、操控大选等手段，令这些国家“申请”国际贷款或资助，以达到大兴土木而由美国大企业接入工程的目的。
2003年，我开着我的斯巴鲁“傲虎”从基多出发，到贝壳城去执行一项我以前从未执行过的任务。我希望可以结束由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一手造成的战争。这是一场除了厄瓜多尔之外，外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战争。
厄瓜多尔是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和构建全球帝国野心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经济杀手惯用的手段：通过经济杀手们的游说先给别国一些甜头——具体的形式就是向他们提供巨额的贷款，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发电站、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工业园。当然，我们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承包所有的工程。所以，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贷款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一步，这些钱仅仅从华盛顿的各借贷银行转移到美国建筑或工程公司在纽约、休斯敦或旧金山的银行账户中。
尽管这些钱马上就回到隶属“公司王国”(债权人)的成员企业的口袋里面，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不知不觉地背上了一笔巨大的债务，还要支付利息。一旦有贷款拖欠发生，我们就如黑手党一样立刻出马，提出合法却无理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包括：控制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权、进驻军事基地、获取石油等自然资源或抢占巴拿马运河。就算这些国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他们仍欠着美国的钱。
1968年，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热土，当时德士古公司(Texaco)勘测到厄瓜多尔亚马逊河流域蕴藏着巨大的石油资源。如今，石油出口几乎占了这个国家出口总值的一半。当时踏上这片土地不久后，一条横跨安第斯山脉的输油管道就建成了。从这条管道渗漏到热带雨林中去的原油已超过了50万桶美国为了让厄瓜多尔成为其十大供油国之一，让经济杀手们出马，斥资13亿美元建了一条482.8公里长的新输油管道。大片的热带雨林倒下了；稀有的金刚鹦鹉和美洲豹消失了；厄瓜多尔三个土著部落的文明快要瓦解了，昔日清澈的河流变污浊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口从50％上升到70％，就业不足和失业率从15％飙升到70％，国债从2.4亿美元猛涨到160亿美元。这个国家可分配给贫困人口的自然资源从20％锐减到6％。厄瓜多尔已成为美国在建立全球帝国进程中的牺牲品。厄瓜多尔被无尽的债务淹没，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预算都不得不用来还债。唯一能减轻债务的办法就是将热带雨林卖给美国石油公司。事实上，经济杀手最先看中的，就是埋藏在厄瓜多尔亚马逊河流域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
经济杀手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政治圈”之中，厄瓜多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这些钱里面，每100美元就有75美元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美元中有75％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仅剩2.5美元。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美元中，只有不到3美元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摘自：孔庆东博客
今天起床晚，收到一张网友发来的照片，好像是孔庆西兄弟在宣传王道乐土呢。贴在这里给大家欣赏欣赏。晚上去赴一个12人的聚会，送出《正说鲁迅》11本，得到赠书1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唉，又亏了。”
当时翻阅了这本《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感觉不错。归途在公交车上浏览了一半，差点过站。回来后吃着松籽读完。作者珀金斯是美国著名的经济杀手，受美国安全局派遣，专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美国派到全世界的这些经济学高手，在当地培植网罗出卖民族利益的本国“精英”，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通过金钱和色情进行贿赂，用炒作、敲诈和谋杀控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领袖，从而达到美国称霸全球的目的。他们如果失败，则由中央情报局的“真正杀手”出马；再失败，则由美军直接出马。这就是二战以后美国的总体战略部署。该书出版后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但美国主流媒体均保持了沉默。作者良心发现，辞职不干后，曾有公司高薪聘请他当顾问，什么也不要他做，只要他不写书。书中以大量亲身经历描述了美国怎样欺骗发展中国家走进经济陷阱，最后被美国牢牢绑定，落入生不如死的状态。比如将石油卖给美国的国家，所得到的100美元有75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余下的25美元中3/4要用来偿还贷款，剩余部分用于国防和政府开支，能够用到医疗教育济贫方面的只有2.5美元。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对1％的富人有好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破坏殆尽，政治被操控，最后所有的人民都变成潜在的“恐怖分子”。香港《信报》主编林行止和社科院著名经济学家杨斌的序言写得也很好，此书通俗易懂，真实而又有情节，值得广大爱国民众一读。
时间不早了，就写到这里。望着满街灯火，我的心，散进了广宇。
文章引用自：
经济杀手、公司帝国与增长陷阱
一个黑发女子的色诱加上做一番事业的豪情，附带了其他偶然因素，约翰"珀金斯加入了美国“经济杀手”的行列。在约翰"珀金斯逐渐认同自己所处的体系时，另一位美丽女子让他不断究问自己的灵魂，帮助他看清伴随加薪升迁却更加苦闷的现实：“继续扮演经济杀手的角色将会让我永远无法获得快乐”。还有第三个女人，让他直面困难，写下揭露美国“经济杀手”的这本书……经济杀手无所不做，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最终让美国控制住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都来自于“业内人士”的“告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分每秒我都真真切切地活在其中。其中的每个场面、每个人、每次对话、都是我生命中真实的一部分。”这就是约翰"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带给我们的故事，而其中惊心动魄的情节又被迫不及待的搬上荧屏。迪斯尼公司将投入巨资把《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拍成大片，由奥斯卡影帝哈里森"福特担任男主角。
经济杀手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哪个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他们披着这样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
印度尼西亚爪哇、巴拿马、厄瓜多尔亚、伊朗……这些是约翰"珀金斯作为首席经济学家被派往的地方，是以参与发电厂建设项目的经济咨询之类的名义。我们看看珀金斯怎样描绘自己工作的实质：“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地理位置和其丰富的资源对美国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美因公司（为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的电力工程项目则是美国控制整个东南亚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美因公司让我们做出了详细计划，找一个绝好理由说服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国家开发署向巴拿马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投资巴拿马的能源、交通和农业部门。当然，这也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还是希望恢复巴拿马的傀儡身份。”
印度尼西亚，巴拿马，这些经历只是本书的一个开端，故事的发展更加惊心动魄和不可思议。对沙特阿拉伯王子情色贿赂，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总统的意外飞机失事……美国与沙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沙特变成恐怖分子最大金主美国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甚的是，美国主动寻求和接受了沙特阿拉伯队本"拉登发动旨在反苏联的阿富汗战争的支持。同样，20世纪80年代在巴格达的经济杀手为数众多，他们坚信萨达姆最终会开窍，而对萨达姆是否是一个暴君，双手是否沾满无数人的鲜血并不在乎。
经济杀手只是美国霸权扩张的一枚棋子，一个步骤，美国有着完善的战略规划。经济杀手拿着令人眼红的高薪冲锋在前，若失败了，则后有豺狼（真正的杀手）跟进。“豺狼”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随时准备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就难逃厄运——不是倒台就是在“暴力冲突”中丧命。一旦“豺狼”们意外失手，比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年轻的美国战士出马，杀戮疆场，为国捐躯。经济杀手和豺狼们在伊拉克都失败了，布什总统最终下令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军事打击，50万美军被送往伊拉克参加战事。
9.11事件和他长大成人的独生女儿的坚定支持让他下定决心写完这本书，恐吓和贿赂不在成为写作的障碍。对珀金斯来说，9.11事件是美国欺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报应，是为全世界所知的对美国霸权的反抗，也是他不再能容忍被操控的媒体对美国国家扩张的缄默。
回归到财经层面，《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揭露了两个议题：公司帝国与经济增长陷阱。《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告诉我们的是政府通过跨国公司来达成它的国家策略，另有一本《公司帝国》，它揭露的是跨国公司对政府和个人权利的威胁，是公司庞大化、无边的扩张带来的危害。这两本书可以对照阅读，相得益彰。
珀金斯对公司帝国感到担忧和恐惧，他认为公司王国（大企业、银行和政府统称为公司王国）的全球帝国体系远比9.11这样单纯的阴谋更为险恶，这个体系的操纵者并不是人，而是一个被他们视为真理的观念——经济增长会让人类受惠，而且增长越快，这种受惠的层面就越广。作者三十多年在全球各国的实地工作得出的结论却是：在这种观念操纵下，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擅长于玩弄经济手段的人，将会从中受益；而那些贫困的人，却注定要更加贫困。“经济增长导致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将是这种绝望的境地显得更为悲惨。
在如何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成为热点议题的时候，《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和《全球化及其不满》这两本书是很好的补充，我们也可以看到，珀金斯的担忧并不孤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话题，其他的经济学家、学者们在这些优秀的著作中从不同层面进行阐明，论证，做出了呼应。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和《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外国援助、外国投资、贸易自由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影响等议题，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帮助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美式模式，只会让处于该国社会经济结构“金字塔”上层的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裕，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毫无帮助，甚至会让他们陷入更加深重的贫困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要谨记这一点。
“国际货币基金”是最凶恶的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的告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书的中文译本在台湾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是件大事。今年1月20日的《中时开卷周报》又登载了戴绮薇写的书评，想必会进一步引起台湾读者的兴趣。此书在2004年出版后，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注意，它的作者 ﹣约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过去两年多来被邀在各地演讲。昨天（6月5日）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访谈（Democracy Now节目中）。约翰．柏金斯的另一本书﹣美帝国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刚刚出版。柏金斯决定写《经济杀手的告白》是因为911恐怖事件使他痛思，并引起他良心上的谴责，因此决定将他替美国政府所干的恶事告诸于世，让一般人理解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会仇恨美国。柏金斯受到他的读者和听众热烈的响应，可能是这些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有所反省，想了解美国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作了什么样的恶事而招恨。美国利用一批专业人员，其中包括律师、投资顾问、和像柏金斯这样的经济分析家，到一些发展落后国家去为当地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建设的投资计画，这些专家们故意推荐过于庞大的、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的计画。发展中国家为了完成计画，必须要向美国或由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借债，还不了债，就得服贴的受美国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和摆布。这些国家借到的钱转个账就进入了美国包下工程的跨国公司的账户，就像柏金斯工作的发电厂建设公司。这些与柏金斯相似的专业人员表面上在某某私人资讯公司工作，但暗底下拿的是美国政府的优厚的薪资，这样作是为了伪装他们在专业上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美国政府可以推却责任。像目前义大利政府起诉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十六个人在那边非法绑架案子，这是美国常干的事，但是直接牵连到美国政府，让美国很没面子。
柏金斯在昨日访谈中说，目前在伊拉克美国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像暗杀某某人，就雇用专业的私人公司来干。柏金斯还认得几个现今在伊拉克的私人暗杀专业者，因为柏金斯一类的经济杀手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威胁利诱来取得某个领袖的合作，美国政府下一步就策划雇用这些人把他们暗杀掉。《经济杀手的告白》书中所说的厄瓜多尔的总统罗尔多斯，和巴拿马的英雄杜里菏都是为了保卫他们国家的主权不妥协而被这些混棍给暗杀了。
严格说来，像柏金斯这样的一批人也还只能算得上是帮凶，美国政府当然是主谋，而主要的经济杀手是由美国所控制的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其中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这两组织以「国际」为名，但实际上却是为跨国垄断资本谋利服务。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最具杀伤力，因此可以说它是最凶恶的头号经济杀手。
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国际货币基金是由美国所控制的呢？我们不是常常听说当一个落后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都会来拯救它们吗？它怎么却会是杀手呢？而且是最凶恶的杀手？
我们要了解国际货币基金如今是一个由各大帝国（尤其是美国）所控制的经济杀手，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组织从成立到现今的历史发展。下面的一些论述读起来有些繁琐，而且有时好像离开了本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战后的发展，和它对世界各大帝国（尤其是美国）所作的贡献，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因此这段历史无法省略。
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的背景和它的最初宗旨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之初，它的宗旨并非要成为一个杀手。今天变成了杀手和二次大战后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英、法 等资本主义大国就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 召开国际金融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和世界复兴发展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简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这次会议是以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名义召开的。经济社会理事会是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事宜，而安全理事会则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事宜。但是美、英各大国认为联合国的政策，要靠一国一票来决定，因此绑手绑脚，它们就把“国际货币基金”的决议改为以参加基金国家的股份大小来决定票数的高低。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的初旨是为了建立一个固定汇率系统，用基金来维持各国货币之间兑换率的固定，以便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大战前，在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大国因为要应付国内生产过剩、市场萧条的危机，各国都用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限额来抵制外货，保护本国市场。在关税和限额之外，它们也相争将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抵制进口和鼓励出口，以及将本国货币贬值都是为了解决本国巿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保护本国市场的措施不但不能帮助解决危机，反而为因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和过高的关税而造成国与国之间商品贸易的一片紊乱。这种为了争夺市场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导致全世界贸易的停滞，更进一步加深了危机，也更激化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
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1947年成立的“关税贸易总协”（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则是为了削减进口关税。
国际货币基金与固定汇率 (1944 - 1971)
一 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
国际货币基金在1944年成立时，有四十四个会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规定下，每一个会员国在入会时都分配到一个存款的配额，配额的大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来决定。每个会员国将相等于这个配额的黄金或外汇存入基金。在五十年代初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也被允许参加货币基金。那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配额占总配额的57.6%。其中美国占19.3% ，英国占6.7%，西德占5.8%，法国占4.8%，日本占4.6%。各国在基金的存款就是它们的股份，而货币基金的政策是由会员国投票来定，各国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据它们的股份来决定，因此不像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在基金中少数资本主义大国的股份占有一半以上，因此它们就拥有半数以上的票数，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少数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就掌握了货币基金政策的决定权。而且根据基金的规定重要决策要85% 的股份才能通过，而美国当时占有近20%的股权（今天还有15%以上的股权），这个规定就保障了美国所独有的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的设计就是一个保障少数大国权益的组织，而且只有美国一国掌有否决权。(Korner, 43)
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在名誉上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都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上，联合国早已无权过问。在联合国的宪章中规定国家不分大小，每一个国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权。虽然在安全理事会内，永久会员有否决权，但是在大会中联合国的这种一国一票的制度，使资本主义大国取得控制权相当困难。美欧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持有大多数股份，因此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决定权。到今天不但联合国无权过问任何有关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决定，在这两个机构每年开年会时，联合国的总秘书长都不准出席致词。 (Dasgupta ，73)
国际货币基金制定了一套维持固定汇率的规则，固定汇率的制定是由美元与黄金维持一个固定的比率，当时美国将一盎司黄金定价为三十五美元。 每一个会员国的货币的价格也都与黄金维持一定的比率，如此来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的比率，就是汇率。这个汇率一旦决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因为贸易不平衡有必要调整时，必须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许可。否则每个会员国都必须维持它的货币与美元之间汇率上下不超过1 % 的波动。 如果某一国的货币升值超过1%时，这个国家必须抛售它本国的货币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国的货币贬值超过1% 时，这国必须用它的外汇储备买回本国货币，使本国货币的贬值不超过1%的限度。当一个国家需要买回本国货币时，可以先用它在基金的存款，如果存款不足可以向基金贷款。
二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与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
国际货币基金建立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美元与其它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例来维持固定汇率，美元由美国政府担保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黄金，而变成了世界货币。在布列敦森林会议中，英国的代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的代表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对未来国际贸易流通中所采用的支付媒介有不同的意见。会议中，凯恩斯提出为了保障贸易的扩张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数量的限制（像金本位时要受黄金数量的多少为限制），基金应该创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凯恩斯将他所构想的国际货币命名为Bancor。他认为这种国际货币的数量可随贸易量的大小来调整，就像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银行随着经济的情况来调整一样。
美国代表怀特同意凯恩斯对世界贸易中需要有一个被所有国家共认的交易媒介的这个构想，但是他认为大可不必再创一种新货币，美元即可当作国际货币来使用。战后的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大不如前，而美国在大战中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因战争物资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英帝国没落，英镑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就是连英国这位经济学的祖师爷的意见也变得没份量。美国就在这次会议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权地位来影响会议所作的决定（Wachtel, 48, 51)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除了它的经济实力以外，也因为美国政府承诺随时接受它国的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且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持有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黄金存量，所以没有国家会怀疑有一天美国会拒绝接受美元兑换黄金。此后美元就代替了黄金成为世界通用的货币。
当会员国遇到因贸易逆差而引起外汇短缺时，就可以向基金借外币来缓冲，因此不必即刻将自己的货币贬值，直到外汇有盈余时再偿还。这就奠定了基金的融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的这种融资功能到了后来，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因贸易逆差所造成的外汇短缺派上了用场。
当美元变成世界货币后，美国得到很大的好处。美国的资本家可以拿着他们本国的货币到世界各国投资。大战刚结束的十年内，欧洲和日本都在重建，各种物资和消费品都短缺，美国在贸易上大量出超。美国跨国公司用美元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并没有留在当地，这些国外的美元又经这些国家从美国进口而回到美国。在这十年内美国基本上是用贸易上的顺差来增加它的对外投资，因此不存在美国境外美元过多的问题。
三 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黄金挤兑、与固定汇率解体
五十年代中后，美国在国际收支产生逆差。这时美国在贸易上虽然仍然保持顺差，但是这时它的贸易顺差额已不足抵过美国因继续扩大国外投资，和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军事基地的开支而导致资本帐上的逆差，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不断随着它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增加。到了1958年时，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已相等于它国内的黄金储存量的总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国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国以三十五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国就将失去所有的黄金储存。到了1959 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战后的记录（除了1950 年因韩战引起的高入超外）。因此，美国在它境外累积的美元持续增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更从它的贸易顺差逐渐减少，转变为逆差。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持续到六十年代，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好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固定汇率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发生动摇，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和日本战后的发展，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失去战争刚结束时的绝对优势。除此之外，到了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国在战后短暂的商品需求高出供给时期已经过去。二次大战对生产设备的摧毁到六十年代不但已经恢复，而且资本主义大国－美、英、德、法和日本的生产设备远超过战前，生产设备的产能超过需求的矛盾是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原因，此时又再次变得明显，大国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也就跟着激烈起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美国前一段的优势逐渐消失。在1964 年到 1968 年间，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 50%，法国增加了 38%，加拿大增加了 92%，日本增加了 100%。从1952 年到 1968 年，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出口额的比率从35% 降到 22%。(Johnson ， 225)
1964 年开始，美国的物价上涨率增加，其中部份原因是美国开始扩张它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在詹森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在军事扩张之余，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财政上赤字的速增。此时美国的经济达到战后顶峰，失业率低，在充分就业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再能增加国民总生产，只会造成物价上涨。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它国货币相比下降，再加上美国国外美元持续增加，更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和挤兑黄金的压力。美元在自由市场上已经贬值到每盎司黄金四十美元，也就是美元相对其它货币（像德国的马克、法国的法郎、英国英镑等）贬值超过1%，按照基金的规定美国有义务用外汇或黄金买回自己的货币。但美国不履行它的责任，其它国家为了保持它们的货币不升值，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继续收购美元。
但是在固定汇率下，美元相对其它货币的官定价格不变，因此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它的官定价格要低，也就是说美元的官价高估美元的价值（over-valued)。美元过高的官价使美国的出口更加困难，并同时刺激了它的进口。美元的官价过高虽然不利于它出口，但是却有利于它的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因为按照官价美元可以换得多过于它实际价值的其它国家的货币。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六十年代增加的很快，从六十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亿美元，增加到六十年代后半每年平均三十三亿美元。到1971 年时，更达到四十四亿美元。但是美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了它境外的美元存量，也就更使其它国家忧虑美国停止接受美元兑换黄金迟早会到来。
这样一个完全不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办法，只有继续拖延，到了六十年代的后期，这时美国因侵越战争的庞大军事支出，使得它在国际收支经常帐中的逆差加剧。美国对欧洲国家每一年在贸易上的逆差，就等于欧洲对美国侵越战争在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靠欠外债来支援越战，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对这样的现实非常不满，开始提出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在六十年代末，法国总统戴高乐更带头攻击美元，挤兑黄金再度开始。这次法国能拿到许多美元是因为美国在南越的军费和其它支出，被南越官员贪污去了，然后再把他们由贪污得来的美元存进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法国拿到这些美元向就美国挤兑黄金。美国黄金储存量从1960 年时的一百八十亿美元，下降到1968年的一百亿美元，仅剩下1959年的一半。（Wachtel, 72﹣75）美国虽然用各方面的威胁来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国家兑换黄金，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元与黄金原定价格再也维持不下去。
最后到1971 年时，美元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原定价格。1971 年 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接受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且将美国进口商品项目中的一半在原进口税之上再课加10%的临时进口关税，同时又增加了农产品进口限额的项目。美国这种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单方面决定，使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变成不可兑换的和价值不定的纸钞。此后，在 1971到1973 间，资本主义大国用各种办法来挽救固定汇率而不得成功，终于在 1973 年，国际货币基金正式宣布固定汇率解体。从1944年成立，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之下，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通畅，经济成长迅速，资本积累顺利。到了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后，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维持固定汇率的功能在1971年时终止。原因是战后的固定汇率是靠美元与黄金一定的交换率（每三十五美元对换一盎司黄金），和美国承诺各国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可以随时向美国兑换黄金来维系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转为逆差，增加了美国境外美元的数额和美元贬值的压力，从而引起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美元挤兑使美国失去大量黄金，如此继续下去美国黄金的库存将枯竭，于是美国在1971 年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固定汇率从此解体。
固定汇率解体后的国际货币基金 （1973 – 现今 ）
从上面所说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是为了用固定汇率来促使国际贸易成长，以便利于资本在国际间循环和增值。到七十年代初虽然固定汇率解体，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协助国际资本积累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形式上和作法上很不相同。从七十年代初到今日，货币基金的功能基本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保持国际间资本的流通，另一方面是抢救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牵制的。国际货币在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从下面这段历史的发展来了解。
一 石油加价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1973 年 10 月，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产油国家的不满，它们联合了其它石油输出国家，用限制石油生产和出口，来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场的价格。从1973 年到次年四月之间，每桶石油的价格从三美元上升到十二美元，上涨了四倍。石油加价就使得本来已经因生产过剩带来的世界经济萧条的进入了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大国自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资本国家都进入经济萧条，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国的国民总生产下降更多，美国的国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国下降2%。在国民所得下降之外更加上物价暴涨，在1973年和1974年美国消费者的商品和劳物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5.6%和11.5%、日本为11.8% 和21.7%、德国较低为7.1%和7.3%、英国为8.5%和15.2%、法国为7.1%和13.2%、义大利则为10.8%和19.6%。
1979 年时，由美国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国王被回教的基本教义派的势力赶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石油出口价格第二次上涨，从 1978年的十三美元一桶上升到 1980年三十二美元一桶。石油是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国、欧洲、日本都依赖进口石油，石油的价格的低与高不但与汽车业的兴与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其它工业甚至于农业都依靠石油为能源。高油价就会提高生产成本。石油加价后，引起了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与汽车相关联的产业的危机，因此也更加深了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资本积累所面临的困难。上面说过，到了七十年代初，世界的生产过剩再次出现，而且看不到任何转机。七十年代初石油加价后，大量外汇花在石油进口上，就更突显了需求不足的问题，加重了当时已经进入萧条的世界经济危害。
在第一次石油加价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经济滞胀的新问题，即在经济萧条的同时物价高涨。经济滞胀对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政府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经济萧条和物价上涨使得战后执政者所采用的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去功效。经济学家找各种原因来解释经济滞胀这个新现象，但是一个常被忽略的经济滞胀的原因就是七十年代欧洲美元扩充过快，而使得国际支付媒介过于充沛。欧洲美元是在欧洲的美国银行分行或欧洲银行的美元存款，这些存款多半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将它们在欧洲投资要用的美元（不换成当地货币）直接存入这些银行。这些跨国银行接受美元存款，也用美元为单位来贷款，因此欧洲美元就成了欧洲货币流通量的一部份，不但如此，因为这些跨国银行可以将欧洲美元随时转到美国，所以欧洲美元跟美元一样是世界货币的一部份。但是欧洲美元不受当地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的管制，因此被称为没有国家的货币（stateless money）。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所以快速增长。自固定美元解体后，欧洲美元每年增长25%（此时贸易额每年只增加4%）。到1984年时，欧洲美元流通量已高达一兆。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变成世界货币时，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易所需的货币数额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美元就因为支付逆差而流向国外，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也就更多，也就增加了国与国之间贸易交易（和外汇储备）的货币供给额。从1944 年到1971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在这一段时期内，美国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国际收支逆差累积的总额。美国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其余就是作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在固定汇率的体系之下，每过一段日子，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过大时，都会发生美元贬值和挤兑黄金的危机，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因此在固定汇率时期，世界货币流通量受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数量的限制，而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数额又受可能发生的挤兑黄金的危机的约束。但是在固定汇率解体后所有的这些限制都不存在了，因此用作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所用的媒介快速增加。这就是七十年代物价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石油美元再循环与落后国家的外债
什么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石油美元再循环对国际资本流通起了什么作用？石油美元再循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关系如何？
石油加价后跨国银行收到大笔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美元存款，这时各大跨国公司因为世界经济的生产过剩，景气不佳所以缺乏投资的兴趣。跨国银行若无法将钱贷出去，却要付利息给存款的石油出口国家，则会面临亏损，因此这些银行用尽各种技巧将钱转手贷给第三世界国家。
七十年代初石油加价之后，发展落后的石油进口国家所需外汇增加，这时它们所需的进口粮食也加价，因此而大幅增加了外汇的支出。另外，此时因为全世界经济的危机，先进国家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原物料下降，价格也跟着下降，导致外汇收入欠缺。这时这些银行趁机以低利率将美元存款大笔大笔的贷给这些急需外汇的落后国家 [1]。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外汇短缺，另一方面受了低利率的吸引，和像柏金斯这些所谓专家们大力推荐的过于庞大的工程，就借了大笔大笔的外债。
石油加价后，国际资本流通产生了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大国将大量外汇用来支付石油进口，就减少了其它物资和商品的进口，而石油进口国家一下收了这么多美元，这时像柏金斯这一批人就用各种办法要沙乌地阿拉国的王室来兜售各种大的工程，柏金斯书中特别有这一段的记载。同时这些腐败的王室也用他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换来的美元大事挥霍，包括买浴室的金马桶。但是钱太多了，再怎样挥霍还是一时花不完。因此就存进跨国银行，上面谈过，这时要借钱的公司缺无，像跨国银行贷不出去的存款就死在那边，活动不起来。这些银行找到了贷款给落后国家这条出路。暂且不管将来这些国家是否还得了债，先解决它们目前的困境再说。
跨国银行将钱贷给落后国家，国际间的资本流通就活络起来。这些国家就可以向资本主义大国进口，包括像由柏金斯一“专家”推荐的各样各类的大型建设。因此钱从资本主义大国支付石油进口出去，转了个大圈又回到原地。这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石油美元再循环减缓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却陷第三世界国家于外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拖延了十年，但终于在八十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债的形式爆发。
三 八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
石油美元再循环延缓下来的危机终于在八十年代爆发了。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贬值的威胁。1980年，吴克（Paul A. Volcker ）被派任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理事长[2]，他上台后采用货币学派的理论，大幅缩紧了货币流通量，让利率随银根紧缩紧而上升。美国贷款利率达到战后最高点，接近20%。美国利率上涨带动了世界金融的紧缩，欧洲美元的利率也跟着上升，这时美国和其它各大国的跨国银行马上就提高已经贷给第三世界的款项的利率。
到了八十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因利率上长而使得外债负担非常沉重。以巴西为例，贷款利率每上长1%，巴西的每年外债利息的负担就增加五亿美元 (Kuczynski, 353) 。而只在两三年内，贷款利率上长了10%左右，可见因利率上涨对巴西和其它借了外债的国家所增加的负担。根据摩根信托保证公司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估计： 1982年时，拉丁洲的几个国家，外债利息负担以他们的支付外债的能力来说都非常沉重。每年外债利息支付占由出口所得的外汇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达到30% 到45%之间 (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 年 10月) 。从 1979 年到 1982 年的利率上长的三年中，发展落后国家的外债总额从两千三百三十亿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亿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 年时，波兰就已经不能继续支付外债，次年 8月，墨西哥也宣布它付不出当月的本金和利息，随后其它欠债国也宣布不能继续支付贷款。
在利率高涨下，落后国家的外债快速增加，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跨国银行，其他贷款来自德国和日本及其它欧洲的跨国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金融组织。到了八十年代初，假设拉丁美洲的三个最大债务国一年不付利息的话，美国最大五家银行的毛利润就下降75%。美国九家最大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是它们资本额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不但美国最大的九家银行将破产，而且经过连锁反应，将引起更大一批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的银行破产。到了1981-82年，当欠债国支付利息和本金发生问题时，金融危机就开始了，这时以美国为主的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到了崩溃边缘。（Volcker，198）因此八十年代的这次危机其实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外债危机，而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危机的集中点是跨国银行因债务的拖欠而面临破产。
[1] 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率低，所以真实利率低。
[2]吴克跟继任他的葛林思潘同样的出名。
四 国际货币基金抢救八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
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大国和日本各国赶快联合起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的力量来协助这些银行，由国际货币基金向这些国家讨债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崩溃。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赶紧先替国际货币基金融资，它们用国家税收的钱转账给基金，成为它们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时，美国总统雷根向国会要求拨款八十四亿美元，作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增资之用。国际货币基金就用来自各大国的新增加的资金贷款给欠债国，这些国家再用新借到的钱来偿还给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跨国银行。因此，美元兜了个大圈子就从美国付税人的户头转账几次到了这些银行的户头里。有人说，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没有离开纽约巿，只是转了几次账。从表面上看，基金贷款给这些国家好像是援助它们，但是实际上是美国的付税人拯救了跨国银行，使这些银行逃过了倒闭的危机。
银行拿回了钱，注销呆债，资本主义暂时解除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剩下来的问题就由国际货币基金来处理了。经过这个转账的程序，欠债的落后国家的债主就从跨国大银行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跨国银行无法向欠债国逼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却完全可以。国际货币基金知道无法立即要这些国家偿还所有的债，因此在贷款给它们时将还债期限延长，但是当落后国家接受基金贷款时，就被强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 ）中的各项条件。在1983年时，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二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与基金接受基金的制裁，它们分别签署了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同意书。
五 国际货币基金与结构性调整措施与危机的转嫁
国际货币基金结构性调整措施对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干涉的范围极广，它的内容一般包括下面几项：
＊负债国要将它的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赚取外汇，用所得的外汇来还债。
＊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要它们削减对贫穷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电上的补助，以及公共保健以及教育等各项的开支。用节制政府开支来抑制物价上升。
＊提高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像邮电和交通）。
＊控制通货膨胀，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资上涨
＊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对将外资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规定。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资收买，其中包括协助外资用债券换股权。
＊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进口限额并降低进口税。
调整的措施不但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譬如债务国必须要根据签署的条款来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有关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税收，也直接干涉欠债国的货币政策，要它们用紧银根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些国家也必须开放市场和优待外国投资。措施的条文中还要欠债国的政府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许多欠债国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就用廉价卖给外资。外资常常用在债券市场上买来的债券来收购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债券市场上一百万元的债券，五十万或甚至于二十或三十万就可以买到。在这样的交易下，外资用廉价买下了大批原国有企业。在调整措施中国际货币基金更要欠债国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开放进口，本来这些国家的外汇就已经不足了，这样的措施只有使它们更无法控制外汇的支出。在调整措施中借控制物价上涨为名来压制工资的调整，更说明了接受了“结构性调整措施”后，一个国家就等于丧失了它们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
国际货币基金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支持下，用各种的压榨的手段向第三世界国家逼债，但这些国家所欠的债却只增不减。从1982 年到1990 年之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一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九千两百七十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八年中，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四千一百八十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美国在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画。到了1990 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 xv-xvi)
六 国际货币基金与帝国主义全球化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趋严重。国际垄断资本急需向外扩张，国际货币基金就利用发展落后国因外债所逼而签下的这些调整的措施来为国际垄断资本辟路。国际货币基金全力推展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说国际货币基金在固定汇率解体后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毫不过分。
从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几个拉美国家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 危机，它们被跨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逼的走投无路，跨国资本正等待着将这些国家的市场打开，墨西哥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了八十年代中，墨西哥总统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Madrid的接班人是他手下的Carlos Salinas。Salinas出生于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家庭（被称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Salinas在1988 年当选墨西哥总统，当选后他继续和扩大了前任总统的经济改革。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将它的企业全面开放给外资、削减关税、取消金融管制、并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从1982 到1992，墨西哥将大批国营企业拍卖，在这几年中，墨西哥的国营企业从一千两百家降到两百六十家，这一千家被私有化的企业占墨西哥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馆、海港、矿产公司、钢铁公司、农业企业、飞机场、公路、桥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话电信企业、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烟草专卖等。( Leon，167-68）Leon对墨西哥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大为赞扬，把墨西哥总统Salina当政时的私有化说成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这些企业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为了还债而拍卖的，原来国有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私有化，国有企业就在债券换股权下转变为外资企业。
1992年时，美国的前联邦准备银行的主席吴克（Volcker） 对这一段的展在书中这样说：“这些国家的治国哲学，它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它们从过去几十年来腐朽和无效率的经营方式中转变过来，它们不再用高的壁垒来保护它们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或抵制外资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都被抛弃了。它们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其它进口限制，它们将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甚至银行。...现在外国投资者和公司与当地资本合作变得容易多了，外资甚至可以参加属于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业。” (Volcker, 208-209)
墨西哥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希望能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曾经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美国与德国早年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用保护贸易来阻挡先进英国工业品的竞争，以便协助本国工业的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它们背后的帝国支持下，利用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杀手，把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彻底消毁了。墨西哥的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它的个人平均真实所得从1981年外债危机前到1986 年的五年之间下降10% ，实质工资（除去70%的物价上涨外）下降了30% （Krugman, 41）。
从1990 年到 1994年的四年中，新自由主义的宣传家称这四年是墨西哥的经济奇迹，但是它的经济成长率也仅为 2.8%，刚超过人口成长率。根据墨西哥本国的统计，到了1994 年，它的经济还没有能回到1981年的水平（Krugman，50）。1993年12月底，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将墨西哥的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1994 年1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一周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在西半球高峰会议开幕时致辞说：「对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记忆，如今已经模糊了，这些年的改革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但是就在柯林顿宣布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到来的九天之后，墨西哥有史以来最严的危机就爆发了。墨西哥尚未从八十年代初的危机恢复就再次陷入更深的危机：披索贬值，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小农破产，利率上升，许多本国企业维持不下去而破产，失业增加，工资下降。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签订之后，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与美国的贸易增加了一倍，从七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亿美元，但是对大多数的墨西哥人来说，这些贸易的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起十年前又下降了。华尔街报的一篇报导说：自从墨西哥的披索贬值之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了39%。并说根据联合国的一份发展的报告，墨西哥极端贫穷的人从这次危机前每七人中一个，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篇文章说虽然过去的三年（1996 - 1999）是危机后经济成长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贬值的危机把墨西哥一代人努力的成绩全部销毁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轻人的生活不如他们父母一代。（华尔街报，1999年3月8日，A-1）
除了墨西哥之外，其它拉美国家在所谓外债危机之后，继续受着外债的逼迫。像巴西在1994年又面临付不出外债的危机，再次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整顿。结果巴西的外债从1994年底的一千四百八十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两千七百亿美元。在这五年中巴西付了一千两百二十六亿美元，但是它的外债反而增加了一千两百二十二亿美元。(Foreign Debt Tribunal – Verdict, Latin American Report) 根据另一个报告，到2002年10月，巴西总统大选即将来临时，巴西的外债又增加到五千亿美元，这时国际货币基金找每一个总统候选人会谈，并私下与每个人达成协议，如果当选，一定要履行还偿巴西债务的职责。(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2002 年10月 18日)
从八十年代初的危机之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接二连三的没有停过，他们的人民持续的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在墨西哥1994到1995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后， 2001 和2002年间，阿根廷也同样经历他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个人实值所得到了2002年时与八十年代初相比，完全没有增加。(Hausmann)
七 二十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亚洲爆发国际货币基金再度出马
从八十年代（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日币升值之后）起，跨国垄断资本就从经济衰退的拉美国家转向亚洲国家。除了日资以外，美国和西欧资本也到亚洲各国和俄罗斯投资，西欧资本也到东欧，和在苏联解体后来到俄罗斯投资，到了1992年之后，各国资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买当地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投资到拉美国家的证券市场。到了九十年代初，拉丁美洲的国家的经济尚未从八十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1994-95 年，墨西哥又重新陷入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从1995年到 1997之间，外资来到亚洲增加了一倍。
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投资，大部份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供给这些分公司所需要的资本、机器设备、重要的零件、和技术，这些分公司再将生产分包给当地的公司。日本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暂时舒解了它本国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也暂时为它的资本解决了因物价上涨而成本提高的问题。东南亚国家从日本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零件，加工后将一部份制成品输出到日本，更将其它大部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
从这一段的发展看来，基本上九十年代末的世界资本的危机和八十年代的危机一样，主要是起于资本主义大国国内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它们之间不平衡的发展而引起的问题。日本在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就隐藏着生产设备严重的过剩。到了八十年代中，日本一方面因为国内的生产设备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因为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争执越来越严重，日本的跨国垄断资本利用日币升值的机会，把大量资本投向东南亚国家，这也就把日本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落后国家所遭受到的灾害主要都是因为它们被整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时，它们就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过给落后所造成的。
从八十年代中开始，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为国际垄断资本铲除了进入亚洲的各种障碍。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因此外资不必承担当地货币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时这些国家放松了或取消了对资本帐的管制，使外资可以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但为了保持与美元固定汇率，这些国家就必须提高本国的利率，提高外资贷款和债券投资的报酬，用高报酬来吸引外资。报酬既高风险又小，而且资本还可以来去自由，当然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励外资继续流入。外资流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存底，外汇存底数额增大就更保证了外资的安全，外资不断流入，也就可以维持本国货币不贬值。
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外资进来，在一段时间内，会有高幅度的成长，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亚洲时也不例外。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由大量外资进入所带的短期国民总生产高速成长，又变成继续吸引外资的原因，因此乐观上加乐观，就得出了什么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一类的毫无根据的预测。在这一片乐观的背后就隐藏着危机，因为维持外资高报酬和安心的条件，像高利率、汇率钉紧美元、取消外汇管制等，也就是经济不可能稳定发展的原因。
从大量资本在亚洲的流入和流出来看，也就不难了解1997年之前和之后亚洲经济的大幅度的变动。1996 年时，有九百三十亿美元流入亚洲，1997年时仅有一百三十亿美元流入，在同一年有一千零五十亿美元流出，也就是说资本的净流出将近九百亿美元。资本的流出并不完全是外资，本国资本到这紧要关头也同样逃走避难。
到了八十年代底和九十年代初，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中，很大部份都属投机性的投资。也就是说买股票不是因为公司经营的好可望分红拿股息，而是因为期待股票涨价可以卖了赚钱，或者买房地产不是为自己住，而是为将来可以卖了赚钱。因此越买就越涨价，这时美国的各种基金(Mutual Funds) 来东南亚新兴起的股票市场投资每年的收益率高达30% 到 35%，这样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从资本投入生产中获得的，而只可能从投机中获得。越多人眼睛瞪着这个高收益率，就越多人把钱投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气泡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气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了1997年 8月时，这个大气泡果然爆炸了。泰国的泰铢最先经不起大量资本外流而被迫贬值，相带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香港货币的贬值，从香港更蔓延到南韩，也波及到台湾。当时中国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对外开放的较少，受的伤害也较轻，但是为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和抢救香港的金融，中国也花去了大笔外汇。所有受到大规模危机灾害的这些国家都是八十年代来不甘落人之后，赶紧登上了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列车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之后，中国逐渐越来越依靠外国资本、技术、和出口市场的发展，中国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后，就更进一步更被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近几年来中国发展更显示出它也将会与其它发展落后国家一样，必然得要承受在危机时，由资本主义大国转嫁过来的灾害。
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从亚洲开始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更进一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有继续扩张到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趋势。1998的上半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百分之六十。同时，俄罗斯面临不能支付外债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卢布再度贬值的危机。如果俄罗斯破产，危机就必然会进一步继续扩大。
为了抢救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美、欧、日各大国用大幅扩充信用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融资给俄罗斯，使俄罗斯逃过了破产的危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南韩等国都先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同时对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措施中的各项条件作了承诺。
在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改革中，这些国家必须将银根紧缩，使利率大幅提高，来抑止物价暴涨。因此造成更多的当地的小资本，因为不能负荷债务下而被迫破产，甚至连与官僚勾结的大资本（牵涉到银行金融各业）也被迫用结构调整措施中新制定的破产法下进行重整。在结构调整措施下，这些国家中的更多的国营企业被迫私有化，也有许多企业被外资廉价收买。
在这次的危机中，几个新的亚洲小老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这几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从八十年代开始一致认同要向南韩和台湾学习，用加工出口作为发展经济的策略，它们争先恐后的将它们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来适合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内，但是却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过的苦难。南韩和台湾这两个上了年纪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南韩在这几十年来由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型资本之中，也有好多个经不起打击而破产，被外资收买。台湾在危机刚过时，好像受的打击不大，主要是因为台湾没有外债，所以没有马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贸易组织的制裁，不必被强迫接受结构调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经庆幸台湾躲过了这次的危机。但是两三年后，在整个世界经济重整下，台湾也必须作进一步调整，使得它的许多隐藏着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从亚洲开始的危机爆蔓延到俄罗斯再蔓延到巴西，国际货币基金也就从亚洲到其它各地用贷款作为条件，逼着欠债国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中的一切条件。泰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硬性规定下，它的政府的财政收支必须要保持相当于国民所得1%的盈余，因此泰国只好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并将零售税提高到百分之50% (Wall Street Journal, 1999年 2月 2日， A1) 。国际货币基对其它需要借款的国家也作相似的规定，除了要它们保持财政上的盈余外，更要欠债国家将国内的利率提高，像印尼就被迫将利率提到高到50%，如此高的利率断绝了所有当地资本借款的机会。
八 亚洲国家被迫签订更苛刻的结构调整措施
在对付亚洲的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对「受援」国家所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对南韩在结构调整措施中所开出的条件看出来，基金对其它国家，像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所开出的条件也相似。从这些条件中，应该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基金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表面上作为一个中性的国际组织的假貌，在这次危机中全部被揭穿了。
亚洲的发展落后国家受到了日本剩余的产能的波及，在全世界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就必须承受用外来投资来发展加工出口这样策略所带来的后果。199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在亚洲爆发，这次的危机打破了亚洲奇迹这样无凭据的神话，也揭穿了落后国家只要屈服在国际垄断资本之下，就能取得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发展它们经济的谎言。这次危机之后，这种以出口来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受到极大的挑战。除了金融投资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危害以外，这些国家在十年间，用大量资金所建的工厂都属多余的设备，当世界经济进入危机，落后国家的生产就最先受到影响。危机之后，生产出来的商品无处可以销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滞销下受到资本主义帝国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场的只有关闭工厂。但是当初建厂时所借的外债照样得本上加利偿还。
这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开出落后国家结构调整措施的条件要比八十年代时的更加苛刻。在南韩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中，南韩政府除了要制行一般的财政上的调整和货币的紧缩外，还得再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并得协助外资收买本国的企业，除此之外南韩政府更要负责加强劳动市场的弹性化，以便给企业主在雇用劳工时更大的权力。
南韩所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除了在八十年代危机爆发后欠债国所接受的各项条件外，更加上了以下几点：
＊协助外国公司收买南韩企业 （包括兼并）
＊修改破产法 （以便促使南韩企业破产）
＊取消利息的上限
＊1997 年底前取消对外资在南韩购买债券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对外资在南韩购买股票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对日本进口的限制
＊1998 年1 月取消南韩公司从国外借款的限制
＊1998 年1 月开除两个有问题商业银行的经理并公布有关外资收买南韩金融企业的条例
＊公布金融改革法案，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并规定公司必须作综合资产负债报表
＊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化
（华尔街日报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页）
在亚洲危机中，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的经济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损失。货币贬值、物价暴涨、金融系统崩溃、银行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小资本（甚至本地的大资本）经营破产。劳动人民本来在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经受到高度的剥削，危机之后，更是民不聊生。根据世界银行自己的报告，在三年的危机中，世界上生活在绝对贫穷线下（每日一美元）的人，又增加了两亿人。
总结：国际货币基金是最凶恶的杀手
从这篇简略的报告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基金在七十年代初固定汇率解体后，它的促进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的功能就在于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和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国家。对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大帝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的确有极大的功劳，它能使垄断资本既使在危机还能继续获得高利。但是对发展落后的国家来说它是个不折不扣的，而且是最凶恶的杀手。
在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时，石油美元再循环延缓了危机，到危机不再能拖延时，国积货币基金使危机借外债的形式在落后国家爆发。在爆发时的过程中，灾害由落后国家贫困的人民来负担。我们需要了解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不是由第三世界外债危机而引起的，那次的危机是国际货币基金要解救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而转嫁给落后国家的。同样的道理，九十年代末在亚洲爆的危机也不是什么因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健全而引起的危机，这最近一次的危机也同样是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解决它们的产能过剩，而把危机转嫁给亚洲国家的。
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危机爆发了出来，国际金融资本却不必负担损失，它们在帝国的保护下，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中介来将负担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在1974 年到1976 之间，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所以石油的真实价格（以其他货币计算）并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家公债也跟着美元的贬值而降价了。（Kapstein, 63）在帝国主义的世界里，落后国家若跟着帝国走，只会输不会赢。既使握有最珍贵的资源的石油出口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受益不浅，所以他们甘心情愿的为帝国服务。
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一方面是针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目的是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定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权，削减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不能继续藉助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和抗衡。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的压力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尽力减少进口，并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们出口换来的外汇还债。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进口替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能自力更生。他们的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零件很多都还是依靠进口，没有外汇进口时，生产就不能继续。因此到了八十年代末，结构调整措施取消了落后国家对本国经济的保护，落后国家在被迫削减关税和取消对进口的限制，更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并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他们放弃了战后几十年来用进口替代想要达成较为自主的发展策略。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被外资收买之后，国内资本更进一步失去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把这些国家保护本地资本的措施解体，用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来削减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护他们本国市场的力量。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这个阶级看到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于他们本身的存亡（见《经济杀手的告白》书中的例子。），他们威胁利诱下选择了跟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取得国际资本的信任，放弃了前一时期自主发展企图，积极的加入了帝国主义全球化，协助帝国来压榨他们自己的人民。
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最主要还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当地政府履行这些条款时的真正牺牲者。在每一次危机后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只有更加萧条。在进口受到限制之下，许多工业停止生产，工人大批失业，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外汇，在世界金融贸易组织的督导下，由国家辅助大型商业性的现代化的农场，来发展农业出口，农村中的许多小农因此破产。农民在农村中失去谋生的路，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没有他们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条件。本地小资本的经营也因为利率提高而负担加重，他们常常在周转困难下被迫破产，再加上一般人购买力低落，小资本的经营和生存就更加困难。上世纪末的危机至今已有十年了，在受到危机波及的亚洲国家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还是陷在困苦之中，他们的统制阶级又要他们缩减工资，以便与劳动力更廉价的中国兢争。
国际货币基金是今日帝国的最凶恶的杀手，这个杀手配合了其它“国际组织”（像WTO）使国际垄断资本能在危机中继续扩张，没有这个杀手，各大帝国要维持它们对世界的控制是很困难的。(金宝瑜)
抢劫伊拉克石油美“经济杀手”在行动 （《帝国金钱游戏》书评）
本书由15位撰稿者共同完成。书中详述了现仍在进行着的“经济杀手游戏”：西方银行拼命向第三世界国家兜售贷款；新时期的欧洲雇佣兵在非洲产油国尼日利亚守卫着欧洲的石油公司；西方顾问重写了伊拉克石油法；世界银行、IMF、G8对高负债贫穷国家的债务的慷慨减免远远低于它们的实际需要……全书向大众揭示了帝国控制下的全球金钱游戏背后，诸多不为人所知的潜规则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美国瞄准中东的“战利品”
2000年，当哈利伯顿公司的CEO迪克．切尼成为美国副总统时，他曾描述过美国在强制石油供给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2010年，我们每天都要额外消耗5000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将从哪里获得？……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提供非常好的获得石油的机会，中东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开采成本，这仍是美国最终想要得到‘战利品’的地方。”
切尼的问题是这样的“战利品”，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中东国家已经脱离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将本国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国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国石油公司投资的部分，伊朗的宪法禁止外国公司控股本国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试图把外国公司带进北部石油地区却遭到了国会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拥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好像是最早开始转变的。如果伊拉克对外开放，那么它的邻居们也许在压力之下也会跟从。
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许久的景象。就在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壳牌石油公司表示它的目标是“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实质性的确保能够长期存在的市场。”
丹．威特，一个个子不高的热情美国人，看起来不像是个经济杀手，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干劲十足”。对他来说一周之内去3个甚至是4个国家是家常便饭。
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ITIC）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宣传共同税务和投资政策的组织，作为它的领袖，威特表示：“我们的理论是能够吸引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ITIC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然而这家组织的85个共同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
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伊拉克石油工人抵制跨国公司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哈桑．朱马已经在巴士拉石油厂干了32年，月薪大约200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
伊拉克劳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
石油和天然气在ITIC议程里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ITIC执行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代表着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国燃气公司。
在这个意义上说，ITIC和美国、英国政府有着共同的政策兴趣点，这两个国家近100年的对外政策几乎都围绕着保护那流淌着的石油。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军队每天要耗费140万加仑的燃料。
中东的石油储备超过了全世界总量的60%%。
1980年的卡特政策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宣称：“要让我们的位置绝对地清晰，任何试图以外部力量获得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要利益的入侵，对于这样的入侵，我们会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还击，包括动用军事力量。”就像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样，现在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了伊朗。
当美英联军在2003年3月入侵的时候，大部分伊拉克南部的人民，甚至全国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萨达姆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但是，希望很快变了味。巴士拉石油精炼厂的消防员法拉杰回忆了一件事，当他和同事在一次轮班后准备回家时，他们碰到了一些美军士兵，并向他们致意。这些美国人关闭了大门，拒绝让工人们回家。当一个高级工去询问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被扔到了广场上。
2003年5月20日，就在萨达姆下台的几天后，哈桑通过一次会议组建了石油工人总工会。“因为这样一个组织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就是为石油来的。”哈桑说道。
ITIC在伊拉克的计划极其露骨
2003年的夏天，丹．威特决定动身前往伊拉克。这就像他们如何在前苏联工作一样，“我最初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不试着像1993、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那样开始呢？我们只要把那个‘剧本’中的几页拿出来用于伊拉克就行了。”
威特的董事会十分赞成。ITIC选择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发表了极其露骨的言论：“伊拉克的工作应该继续，并且要把它作为一个将来向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扩张的‘跳板’。”很明显，他们提到的盛产石油的国家是指伊朗和利比亚。
威特获得了ITIC一些发起人的支持，这些发起人都愿意把伊拉克项目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6家石油公司也参与进来：BP、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埃尼化工。
为了给这个项目找一个好的领导者，威特雇用了布赖恩．奥康纳，他以前是BP石油公司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又为英国的国际发展部出谋划策。
奥康纳和威特组织了一个“专家组”，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是做出一个报告，能够使大多数跨国石油公司参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而石油生产作为伊拉克公共部门已经超过了30年。
20世纪70年代是伊拉克历史上石油工业最成功的时期。挣脱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在1970~1979年期间，伊拉克国际石油公司的产量从每天的150万桶增加到370万桶，并且通过勘探，发现了现有石油两倍多的储备。这种成功的势头在1980年渐渐接近尾声，当时萨达姆入侵了伊朗，发动了一场八年的战争，并造成了100万的人员伤亡。
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得到了短暂的复苏。而在随后12年的制裁期间，石油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基础设施支离破碎。到了2003年英美联军占领伊拉克的时候，石油工业又被他们打着需要重建的幌子所占领。位于巴格达的石油部大楼被美军严密保护，而城市里其他建筑都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
在这场掠夺之后，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建他们的石油工业。2003年8月，工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设备，工人们最先修好了钻探塔并在45天之后开始运转。几个星期之后，已经有12个钻探塔可以开工。
威特的挑战是在要面对伊拉克人民对石油和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强烈的主人翁感，他承认：“把外国人放进来还要允许他们提取碳氢化合物，这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外国石油巨头至少掠走74亿美元
威特和他的团队在2004年的秋天完成了报告。他们建议伊拉克的石油工业还是要靠外国的公司来发展，可以用一种叫产品共享协议（PSA）的方式来进行。PSA明确了石油资源是国家合法财产的一部分，但同时也说明了外国公司的角色是“承包者”。实际上，外国的公司维持了控制权并拥有所得的大部分利润。
虽然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可以让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的目标，但这种时间结构掩盖了石油公司的投资将在石油开始流淌时从石油收益中取回的事实。
ITIC并没有提到最为重要的收入问题。伊拉克政府超过90%%的收入来自石油，如果牺牲这么一大块收入，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相比把石油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这种由外国石油公司承包的模式从伊拉克掠走了至少74亿美元（最高194亿美元）。当然，如果石油价格更高，那伊拉克的损失就相应地更大。
当我在2006年夏天就PSA条款问题采访丹．威特时，他也承认以往发生的一些事看起来是不太公平。但是，他又争辩：“你也看到了这是存在政治风险的，其他工业在一种不稳定的政治风险中会做怎样的投资？”
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风险环境得到改善，那伊拉克政府能否就原来的条款展开重新谈判？原则上，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政府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方面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时，他们就会被迫与另一个政党展开谈判。”
由于伊拉克的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力与外国抗衡，况且国内的安全状况也令人担忧，所以伊拉克签订一份长期的PSA条款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石油公司会要求得到巨大利润来补偿它们所冒的风险，而伊拉克政府在讨价还价方面很难有发言权。
这种不公平的条款恐怕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前景也将使许多伊拉克人受到打击。这就像一个四处炫耀的小偷，在重复其他小偷曾经在伊拉克旧殖民时期的行为。
实际上，伊拉克被剥夺了大部分重要工业的民族自治权。
英国政府与ITIC一唱一和
2004年9月当报告完成的时候，ITIC的成员会见了来自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官员们，探讨了最有效的策略来说服伊拉克人接受条款。当时是财政部长（现在是副总统）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接受的报告。但这不是由丹．威特送去的，而是由英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送去的。由于英国8500名士兵还驻扎在伊拉克，因此伊拉克官员都不敢轻视大使。
英国政府向伊拉克表达了和ITIC同样的观点：“伊拉克石油的复兴和发展需要注入大量国际投资……伊拉克必须要授权国际石油公司利用这些投资来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
2005年1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中，ITIC向伊拉克财政部、石油部、计划部的大小官员们介绍了他们的观点。这次会议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起的。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拥有外债最多的国家，这包括因入侵科威特而需支付的赔款和未支付的别国贷款。2004年11月，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国家同意免除伊拉克未向它们支付的80%%的欠款，但条件是IMF必须保证伊拉克经济在2005~2008年健康发展。另外，为了使这个条件能够成立，伊拉克需要获得世界银行和IMF的支持。只要有这些机构参与，威特的建议就很难被拒绝。
威特的工作开始有了成效。2005年11月，沙拉比宣布伊拉克将实行PSA条款。五角大楼以前的密友现在代表着总理和能源委员会，这是在伊拉克石油工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人。
威特很明显地使所有的西方石油公司都获益，6家在工作中的公司看起来已经要获得收益了。在2005年夏天，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他们已经和其中的4家公司就将来的合作展开初步的谈判。这4家公司是BP、雪佛龙、埃尼化工和道达尔。
2005年11月，伊拉克政府同IMF签订了一份备用协议。IMF给予伊拉克一定的财政便利，并同意减少伊拉克的外债。作为交换条件，IMF规定了对伊拉克经济环境的要求。这份协议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IMF要求伊拉克政府大量削减对于燃料方面的补贴，包括做饭用的天然气、煤油、柴油机和对保持发动机运转至关重要的汽油。自从每天限制用电4个小时，电价立刻涨了3倍。由于没有相关的对策出台，这导致了伊拉克人民举行游行进行抗议，石油部长也因此递交了辞职信。
威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望能为促成投资者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做出贡献，这样它们就能被最好的国际模式所引导，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加速这个过程。”
但他没想到，普通伊拉克人都坚决反对把石油控制权交给过去对他们进行盘剥的外国公司。
威特野心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些石油工人们。当丹．威特在豪华酒店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大献殷勤时，哈桑在钻探现场、在泵站对联盟23000名成员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联盟组织一次罢工，整个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将被迫停止，而且还会使整个国际油价产生震荡。
很明显，这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来阻止外国石油公司把伊拉克的资源抢走。对伊拉克石油的争夺也将是21世纪初期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经济战争。
黎阳：用“经济杀手”灭亡中国
2006．1．9．一只木桶的装水容积取决于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一根铁链的承拉能力取决于铁链中最弱一环的强度。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取决于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状况、数量、可能的出路和对未来的希望。一旦社会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大规模生计断绝、走投无路、对未来彻底绝望的情况时，社会必乱。看看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的历史，再想想中国共产党的经历，用不着牛津哈佛北大清华学位之类“资格”，有点中学历史常识就能够懂得这个社会铁规律。
2005年12月20日，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彭光谦少将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准备跟中国拚一把”。但是“现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威胁，它的表现不是全面入侵中国，而是千方百计影响中国的发展环境。首先是对中国实行预防性的合围，压缩战略空间，使中国没有多少战略回旋和选择的余地。第二，尽可能让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成本。第三，尽可能减少中国获取世界资源的份额，本来是可以平等的交易，但是他们破坏平等交易。第四，尽量造成国内的动乱，让中国不能安心下来发展。”
彭光谦少将的论断完全正确。正面攻不动就侧面迂回，外面攻不动就策应内乱。相持不下时要靠出奇制胜。无可奈何时必图里应外合。军事上如此，国家战略上亦如此。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峙三年仍一筹莫展，秦王一个反间计便让赵王撤掉了具有实践检验过的真知灼见的廉颇，换上了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赵兵全军复没。内部的策应胜过了外部的倾国大军。美苏冷战四十多年僵持不下，一个“新思维”便让苏联彻底解体，一个“休克疗法”便让俄罗斯死去活来。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最现代化导弹核武器、最训练有素的军队、最强大的经济工业实力、以冒毁灭全人类的战争这样最大风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几个掌握了苏联“改革”实权的“精英”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代价不过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来几个小钱，贿赂收买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吗？
要灭亡中国，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内乱。要制造中国内乱，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社会分裂。要制造中国社会分裂，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贫富对立。要制造中国贫富对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中国富人来路不正，穷人走投无路，无权无势无关系的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除了沦为“弱势群体”外无路可走，对前途、对政府、对共产党彻底绝望。换句话说，要从内部灭亡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中国蓄意制造“官逼民反”的局面，故意让中国重演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走投无路的大规模内乱。要问今日之中国谁能有此神通？除了“主流经济学家”还有谁？任何一个官员，从科长、处长、司局长到部长省长，哪怕是总理副总理，其权限都有明确的范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出了这个圈他就管不着了。即使存心要制造贫富对立也只能在他具体管的那个局部范围里折腾，出了问题也是局部问题，而且总能有其他机构力量来制约。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呢？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无处不在，没有一个角落是他管不着的。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权力影响是海阔天空无穷大，不受任何制约，而且不负任何责任。他给你来点阴的，一毁就毁你整个社会。他要存心制造贫富对立、社会分裂和社会对抗，那就是整个社会全面性的对立、分裂和对抗，这是任何一个局部的具体官员想干都干不来的事。
“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已经搞了27年，比共产党打天下的时间还长。这段时间已经足以排除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偶然性的因素，观察、总结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的总方向和总意图了。
“减员增效”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后，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希望，还是毫无希望？“买断工龄”的那点钱加上社会保障金，除了勉强饿不死之外还能干什么？买房子？供子女上学？养老？看病？
为了追求GDP“政绩”，全国到处大兴土木，大搞房地产投机，大搞“圈地运动”，导致上亿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的“社会难民”。他们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技巧和关系吗？那点“土地补偿费”即使不被扣押贪污，又够让他们活几年？年轻力壮的尚可以卖苦力，年迈体弱的呢？生路何在？出路何在？前途何在？
“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头一条就是解散中国自己的研发机构，从此一切发展只能靠外资。模仿不需要多少脑子。自己不开发新产品自然用不了多少科研人员。这导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千辛万苦倾家荡产拿到学位，到头来还得靠关系靠势力找饭碗。普通人即使侥幸有口饭吃，起薪收入也跟不上大学没太大差别。对于新一代的普通毕业生，希望何在？
中国的环境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面对环境污染加形形色色的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中国人得病的几率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中国人现在有多少人经得起生大病？面对这种时时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世界垃圾堆”的趋势，“精英”们关心吗？重视吗？拿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吗？
如果上述情况只是局部的少数人的例外情况，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实际情况是如此吗？是局部还是普遍？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严重？如果真是越来越改善，那自然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会在社会引起共鸣。实际情况呢？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来自社会基层的人，自会从27年的生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足以胜过任何“精英”的花言巧语。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一贯的态度立场是什么？又是“改革代价论”；又是“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又是“为改革这个伟大的事业付出牺牲，做出贡献”；又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又是“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又是“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又是“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又是“不鼓吹工人涨工资”，又是“不要向富人开枪”。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是牛马不如的“阿猫阿狗”，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应该被淘汰被牺牲的“劣等群体”。
回顾过去27年，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设计出来的“改革”，可曾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着想过半分？可曾为他们安排过丝毫出路？他们的一切作为，究竟是在中国制造稳定还是不稳定？当他们肆无忌惮把普通老百姓逼入绝境时，他们说：这是为了“改革”；当普通老百姓走投无路奋起质疑他们的倒行逆施、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时，他们说：这是违反“不争论”，是制造不稳定，是动乱。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允许富人拥有枪支武器”，公然宣扬“为了GDP，必须严厉镇压刁民”。“精英”放火是“改革”，百姓点灯是“动乱”。“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的实际用意何在？唐太宗时代就知道“水能载舟，亦能复舟”，21世纪号称饱学之士、“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怎么会不知道？明明知道还要故意如此，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制造社会危机，为社会对抗创造条件。为什么？不妨看看“经济杀手”珀金斯的文章：《揭开美国援助的背后黑幕》。
世界上的确有“经济杀手”这个行当，的确有利用“经济杀手”灭亡整个国家的先例。这不是幻想小说，而是严酷的现实。正因为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准备跟中国拚一把”，所以利用“经济杀手”从内部灭亡中国的战略才更必要，更现实，更“经济”，更可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切作为究竟是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凝聚，还是越来越对立？他们对这种倾向究竟是忧心忡忡竭力制止，还是满不在乎兴高采烈变本加厉？如果是科学，起码得实事求是，起码得面对现实。既然“主流经济学家”们除了光拿话甜和人之外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命运毫不在意，想方设法把他们往绝处赶，往死里逼，那就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蓄意以“改革”的名义在中国制造对抗，制造内乱，让中国自行崩溃。李登辉为什么那么起劲鼓吹中国“七块论”为“台独”壮胆？形形色色的海外“学者”、“民运”为什么那么起劲鼓吹“中国崩溃论”？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方向给了他们希望和精神支柱。
用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收买“经济杀手”，让他们以“主流经济学家”的面目操纵“改革”；以个人发财为诱饵赎买各级官员替对整个社会而言是自杀性的“改革”保驾护航、最终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把“改革”引向贫富对抗、官民对抗、阶级对抗的方向，最终导致全面的“官逼民反”、社会动乱??这就是新形势下灭亡中国的最现实最有效的战略。这不仅在理论上可能，在世界上有先例，而且在中国已经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严重社会危机。这难道都是瞎编的神话？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警惕？
无事乱翻书：经济杀手与经济援助（贺志刚）
最近翻看一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是一个咨询公司的顾问，早年间受到一位神秘女性的培训，成为一个经济杀手，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伊朗等国家从事咨询工作，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各种预测。其目的是让这些国家接受来自世界银行的巨额贷款，建设大型的工程项目，贷款的条件是这些工程项目由美国公司承担，当然这些公司都与美国的权贵有很深的关系。最终的结果是让这些国家背上巨额的债务，未来的财富都用来还债，在还不起债的时候，美国就可以要求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权、石油开采权等等。但是受援国家从此就被纳入到美国的帝国版图中，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动乱和独裁与腐败的政府中，走向深渊。
这本书让我想起两年前看过的一本《在增长的迷雾中探索》的书，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研究了接受经济援助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发现这些国家并没有摆脱贫困，有的甚至更加贫困。于是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认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制度，没有一个好的政府，即使是再多的经济援助，最终也不能得到好的结果。
从经济杀手的角度来看，这位经济学家的问题倒是很好解释，根本不不需要那么多的经济学解释，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援助根本就是别有用心的脏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美帝国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的词汇）服务，根本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那位教授的书我看的时候也是觉得他分析了很多案例，问题最终也点了出来，但是总觉得上升到那个层次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了，看来阶级斗争还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思路，而且已经非常国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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