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是最凶恶的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的告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书的中文译本在台湾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是件大事。今年1月20日的《中时开卷周报》又登载了戴绮薇写的书评，想必会进一步引起台湾读者的兴趣。此书在2004年出版后，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注意，它的作者 ﹣约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过去两年多来被邀在各地演讲。昨天（6月5日）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访谈（Democracy Now节目中）。约翰．柏金斯的另一本书﹣美帝国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刚刚出版。柏金斯决定写《经济杀手的告白》是因为911恐怖事件使他痛思，并引起他良心上的谴责，因此决定将他替美国政府所干的恶事告诸于世，让一般人理解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会仇恨美国。柏金斯受到他的读者和听众热烈的响应，可能是这些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有所反省，想了解美国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作了什么样的恶事而招恨。
美国利用一批专业人员，其中包括律师、投资顾问、和像柏金斯这样的经济分析家，到一些发展落后国家去为当地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建设的投资计画，这些专家们故意推荐过于庞大的、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的计画。发展中国家为了完成计画，必须要向美国或由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借债，还不了债，就得服贴的受美国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和摆布。这些国家借到的钱转个账就进入了美国包下工程的跨国公司的账户，就像柏金斯工作的发电厂建设公司。这些与柏金斯相似的专业人员表面上在某某私人资讯公司工作，但暗底下拿的是美国政府的优厚的薪资，这样作是为了伪装他们在专业上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美国政府可以推却责任。像目前义大利政府起诉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十六个人在那边非法绑架案子，这是美国常干的事，但是直接牵连到美国政府，让美国很没面子。
柏金斯在昨日访谈中说，目前在伊拉克美国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像暗杀某某人，就雇用专业的私人公司来干。柏金斯还认得几个现今在伊拉克的私人暗杀专业者，因为柏金斯一类的经济杀手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威胁利诱来取得某个领袖的合作，美国政府下一步就策划雇用这些人把他们暗杀掉。《经济杀手的告白》书中所说的厄瓜多尔的总统罗尔多斯，和巴拿马的英雄杜里菏都是为了保卫他们国家的主权不妥协而被这些混棍给暗杀了。
严格说来，像柏金斯这样的一批人也还只能算得上是帮凶，美国政府当然是主谋，而主要的经济杀手是由美国所控制的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其中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这两组织以「国际」为名，但实际上却是为跨国垄断资本谋利服务。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最具杀伤力，因此可以说它是最凶恶的头号经济杀手。
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国际货币基金是由美国所控制的呢？我们不是常常听说当一个落后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都会来拯救它们吗？它怎么却会是杀手呢？而且是最凶恶的杀手？
我们要了解国际货币基金如今是一个由各大帝国（尤其是美国）所控制的经济杀手，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组织从成立到现今的历史发展。下面的一些论述读起来有些繁琐，而且有时好像离开了本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战后的发展，和它对世界各大帝国（尤其是美国）所作的贡献，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因此这段历史无法省略。
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的背景和它的最初宗旨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之初，它的宗旨并非要成为一个杀手。今天变成了杀手和二次大战后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英、法 等资本主义大国就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 召开国际金融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和世界复兴发展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简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这次会议是以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名义召开的。经济社会理事会是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事宜，而安全理事会则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事宜。但是美、英各大国认为联合国的政策，要靠一国一票来决定，因此绑手绑脚，它们就把“国际货币基金”的决议改为以参加基金国家的股份大小来决定票数的高低。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的初旨是为了建立一个固定汇率系统，用基金来维持各国货币之间兑换率的固定，以便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大战前，在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大国因为要应付国内生产过剩、市场萧条的危机，各国都用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限额来抵制外货，保护本国市场。在关税和限额之外，它们也相争将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抵制进口和鼓励出口，以及将本国货币贬值都是为了解决本国巿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保护本国市场的措施不但不能帮助解决危机，反而为因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和过高的关税而造成国与国之间商品贸易的一片紊乱。这种为了争夺市场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导致全世界贸易的停滞，更进一步加深了危机，也更激化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
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1947年成立的“关税贸易总协”（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则是为了削减进口关税。
国际货币基金与固定汇率 (1944 - 1971)
一 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
国际货币基金在1944年成立时，有四十四个会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规定下，每一个会员国在入会时都分配到一个存款的配额，配额的大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来决定。每个会员国将相等于这个配额的黄金或外汇存入基金。在五十年代初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也被允许参加货币基金。那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配额占总配额的57.6%。其中美国占19.3% ，英国占6.7%，西德占5.8%，法国占4.8%，日本占4.6%。各国在基金的存款就是它们的股份，而货币基金的政策是由会员国投票来定，各国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据它们的股份来决定，因此不像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在基金中少数资本主义大国的股份占有一半以上，因此它们就拥有半数以上的票数，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少数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就掌握了货币基金政策的决定权。而且根据基金的规定重要决策要85% 的股份才能通过，而美国当时占有近20%的股权（今天还有15%以上的股权），这个规定就保障了美国所独有的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的设计就是一个保障少数大国权益的组织，而且只有美国一国掌有否决权。(Korner, 43)
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在名誉上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都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上，联合国早已无权过问。在联合国的宪章中规定国家不分大小，每一个国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权。虽然在安全理事会内，永久会员有否决权，但是在大会中联合国的这种一国一票的制度，使资本主义大国取得控制权相当困难。美欧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持有大多数股份，因此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决定权。到今天不但联合国无权过问任何有关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决定，在这两个机构每年开年会时，联合国的总秘书长都不准出席致词。 (Dasgupta ，73)
国际货币基金制定了一套维持固定汇率的规则，固定汇率的制定是由美元与黄金维持一个固定的比率，当时美国将一盎司黄金定价为三十五美元。 每一个会员国的货币的价格也都与黄金维持一定的比率，如此来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的比率，就是汇率。这个汇率一旦决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因为贸易不平衡有必要调整时，必须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许可。否则每个会员国都必须维持它的货币与美元之间汇率上下不超过1 % 的波动。 如果某一国的货币升值超过1%时，这个国家必须抛售它本国的货币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国的货币贬值超过1% 时，这国必须用它的外汇储备买回本国货币，使本国货币的贬值不超过1%的限度。当一个国家需要买回本国货币时，可以先用它在基金的存款，如果存款不足可以向基金贷款。
二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与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
国际货币基金建立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美元与其它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例来维持固定汇率，美元由美国政府担保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黄金，而变成了世界货币。在布列敦森林会议中，英国的代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的代表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对未来国际贸易流通中所采用的支付媒介有不同的意见。会议中，凯恩斯提出为了保障贸易的扩张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数量的限制（像金本位时要受黄金数量的多少为限制），基金应该创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凯恩斯将他所构想的国际货币命名为Bancor。他认为这种国际货币的数量可随贸易量的大小来调整，就像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银行随着经济的情况来调整一样。
美国代表怀特同意凯恩斯对世界贸易中需要有一个被所有国家共认的交易媒介的这个构想，但是他认为大可不必再创一种新货币，美元即可当作国际货币来使用。战后的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大不如前，而美国在大战中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因战争物资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英帝国没落，英镑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就是连英国这位经济学的祖师爷的意见也变得没份量。美国就在这次会议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权地位来影响会议所作的决定（Wachtel, 48, 51)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除了它的经济实力以外，也因为美国政府承诺随时接受它国的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且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持有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黄金存量，所以没有国家会怀疑有一天美国会拒绝接受美元兑换黄金。此后美元就代替了黄金成为世界通用的货币。
当会员国遇到因贸易逆差而引起外汇短缺时，就可以向基金借外币来缓冲，因此不必即刻将自己的货币贬值，直到外汇有盈余时再偿还。这就奠定了基金的融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的这种融资功能到了后来，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因贸易逆差所造成的外汇短缺派上了用场。
当美元变成世界货币后，美国得到很大的好处。美国的资本家可以拿着他们本国的货币到世界各国投资。大战刚结束的十年内，欧洲和日本都在重建，各种物资和消费品都短缺，美国在贸易上大量出超。美国跨国公司用美元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并没有留在当地，这些国外的美元又经这些国家从美国进口而回到美国。在这十年内美国基本上是用贸易上的顺差来增加它的对外投资，因此不存在美国境外美元过多的问题。
三 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黄金挤兑、与固定汇率解体
五十年代中后，美国在国际收支产生逆差。这时美国在贸易上虽然仍然保持顺差，但是这时它的贸易顺差额已不足抵过美国因继续扩大国外投资，和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军事基地的开支而导致资本帐上的逆差，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不断随着它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增加。到了1958年时，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已相等于它国内的黄金储存量的总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国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国以三十五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国就将失去所有的黄金储存。到了1959 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战后的记录（除了1950 年因韩战引起的高入超外）。因此，美国在它境外累积的美元持续增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更从它的贸易顺差逐渐减少，转变为逆差。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持续到六十年代，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好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固定汇率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发生动摇，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和日本战后的发展，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失去战争刚结束时的绝对优势。除此之外，到了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国在战后短暂的商品需求高出供给时期已经过去。二次大战对生产设备的摧毁到六十年代不但已经恢复，而且资本主义大国－美、英、德、法和日本的生产设备远超过战前，生产设备的产能超过需求的矛盾是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原因，此时又再次变得明显，大国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也就跟着激烈起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美国前一段的优势逐渐消失。在1964 年到 1968 年间，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 50%，法国增加了 38%，加拿大增加了 92%，日本增加了 100%。从1952 年到 1968 年，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出口额的比率从35% 降到 22%。(Johnson ， 225)
1964 年开始，美国的物价上涨率增加，其中部份原因是美国开始扩张它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在詹森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在军事扩张之余，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财政上赤字的速增。此时美国的经济达到战后顶峰，失业率低，在充分就业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再能增加国民总生产，只会造成物价上涨。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它国货币相比下降，再加上美国国外美元持续增加，更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和挤兑黄金的压力。美元在自由市场上已经贬值到每盎司黄金四十美元，也就是美元相对其它货币（像德国的马克、法国的法郎、英国英镑等）贬值超过1%，按照基金的规定美国有义务用外汇或黄金买回自己的货币。但美国不履行它的责任，其它国家为了保持它们的货币不升值，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继续收购美元。
但是在固定汇率下，美元相对其它货币的官定价格不变，因此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它的官定价格要低，也就是说美元的官价高估美元的价值（over-valued)。美元过高的官价使美国的出口更加困难，并同时刺激了它的进口。美元的官价过高虽然不利于它出口，但是却有利于它的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因为按照官价美元可以换得多过于它实际价值的其它国家的货币。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六十年代增加的很快，从六十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亿美元，增加到六十年代后半每年平均三十三亿美元。到1971 年时，更达到四十四亿美元。但是美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了它境外的美元存量，也就更使其它国家忧虑美国停止接受美元兑换黄金迟早会到来。
这样一个完全不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办法，只有继续拖延，到了六十年代的后期，这时美国因侵越战争的庞大军事支出，使得它在国际收支经常帐中的逆差加剧。美国对欧洲国家每一年在贸易上的逆差，就等于欧洲对美国侵越战争在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靠欠外债来支援越战，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对这样的现实非常不满，开始提出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在六十年代末，法国总统戴高乐更带头攻击美元，挤兑黄金再度开始。这次法国能拿到许多美元是因为美国在南越的军费和其它支出，被南越官员贪污去了，然后再把他们由贪污得来的美元存进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法国拿到这些美元向就美国挤兑黄金。美国黄金储存量从1960 年时的一百八十亿美元，下降到1968年的一百亿美元，仅剩下1959年的一半。（Wachtel, 72﹣75）美国虽然用各方面的威胁来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国家兑换黄金，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元与黄金原定价格再也维持不下去。
最后到1971 年时，美元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原定价格。1971 年 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接受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且将美国进口商品项目中的一半在原进口税之上再课加10%的临时进口关税，同时又增加了农产品进口限额的项目。美国这种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单方面决定，使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变成不可兑换的和价值不定的纸钞。此后，在 1971到1973 间，资本主义大国用各种办法来挽救固定汇率而不得成功，终于在 1973 年，国际货币基金正式宣布固定汇率解体。从1944年成立，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之下，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通畅，经济成长迅速，资本积累顺利。到了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后，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维持固定汇率的功能在1971年时终止。原因是战后的固定汇率是靠美元与黄金一定的交换率（每三十五美元对换一盎司黄金），和美国承诺各国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可以随时向美国兑换黄金来维系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转为逆差，增加了美国境外美元的数额和美元贬值的压力，从而引起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美元挤兑使美国失去大量黄金，如此继续下去美国黄金的库存将枯竭，于是美国在1971 年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固定汇率从此解体。
固定汇率解体后的国际货币基金 （1973 – 现今 ）
从上面所说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是为了用固定汇率来促使国际贸易成长，以便利于资本在国际间循环和增值。到七十年代初虽然固定汇率解体，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协助国际资本积累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形式上和作法上很不相同。从七十年代初到今日，货币基金的功能基本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保持国际间资本的流通，另一方面是抢救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牵制的。国际货币在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从下面这段历史的发展来了解。
一 石油加价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1973 年 10 月，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产油国家的不满，它们联合了其它石油输出国家，用限制石油生产和出口，来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场的价格。从1973 年到次年四月之间，每桶石油的价格从三美元上升到十二美元，上涨了四倍。石油加价就使得本来已经因生产过剩带来的世界经济萧条的进入了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大国自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资本国家都进入经济萧条，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国的国民总生产下降更多，美国的国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国下降2%。在国民所得下降之外更加上物价暴涨，在1973年和1974年美国消费者的商品和劳物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5.6%和11.5%、日本为11.8% 和21.7%、德国较低为7.1%和7.3%、英国为8.5%和15.2%、法国为7.1%和13.2%、义大利则为10.8%和19.6%。
1979 年时，由美国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国王被回教的基本教义派的势力赶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石油出口价格第二次上涨，从 1978年的十三美元一桶上升到 1980年三十二美元一桶。石油是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国、欧洲、日本都依赖进口石油，石油的价格的低与高不但与汽车业的兴与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其它工业甚至于农业都依靠石油为能源。高油价就会提高生产成本。石油加价后，引起了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与汽车相关联的产业的危机，因此也更加深了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资本积累所面临的困难。上面说过，到了七十年代初，世界的生产过剩再次出现，而且看不到任何转机。七十年代初石油加价后，大量外汇花在石油进口上，就更突显了需求不足的问题，加重了当时已经进入萧条的世界经济危害。
在第一次石油加价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经济滞胀的新问题，即在经济萧条的同时物价高涨。经济滞胀对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政府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经济萧条和物价上涨使得战后执政者所采用的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去功效。经济学家找各种原因来解释经济滞胀这个新现象，但是一个常被忽略的经济滞胀的原因就是七十年代欧洲美元扩充过快，而使得国际支付媒介过于充沛。欧洲美元是在欧洲的美国银行分行或欧洲银行的美元存款，这些存款多半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将它们在欧洲投资要用的美元（不换成当地货币）直接存入这些银行。这些跨国银行接受美元存款，也用美元为单位来贷款，因此欧洲美元就成了欧洲货币流通量的一部份，不但如此，因为这些跨国银行可以将欧洲美元随时转到美国，所以欧洲美元跟美元一样是世界货币的一部份。但是欧洲美元不受当地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的管制，因此被称为没有国家的货币（stateless money）。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所以快速增长。自固定美元解体后，欧洲美元每年增长25%（此时贸易额每年只增加4%）。到1984年时，欧洲美元流通量已高达一兆。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变成世界货币时，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易所需的货币数额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美元就因为支付逆差而流向国外，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也就更多，也就增加了国与国之间贸易交易（和外汇储备）的货币供给额。从1944 年到1971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在这一段时期内，美国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国际收支逆差累积的总额。美国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其余就是作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在固定汇率的体系之下，每过一段日子，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过大时，都会发生美元贬值和挤兑黄金的危机，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因此在固定汇率时期，世界货币流通量受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数量的限制，而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数额又受可能发生的挤兑黄金的危机的约束。但是在固定汇率解体后所有的这些限制都不存在了，因此用作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所用的媒介快速增加。这就是七十年代物价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石油美元再循环与落后国家的外债
什么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石油美元再循环对国际资本流通起了什么作用？石油美元再循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关系如何？
石油加价后跨国银行收到大笔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美元存款，这时各大跨国公司因为世界经济的生产过剩，景气不佳所以缺乏投资的兴趣。跨国银行若无法将钱贷出去，却要付利息给存款的石油出口国家，则会面临亏损，因此这些银行用尽各种技巧将钱转手贷给第三世界国家。
七十年代初石油加价之后，发展落后的石油进口国家所需外汇增加，这时它们所需的进口粮食也加价，因此而大幅增加了外汇的支出。另外，此时因为全世界经济的危机，先进国家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原物料下降，价格也跟着下降，导致外汇收入欠缺。这时这些银行趁机以低利率将美元存款大笔大笔的贷给这些急需外汇的落后国家 [1]。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外汇短缺，另一方面受了低利率的吸引，和像柏金斯这些所谓专家们大力推荐的过于庞大的工程，就借了大笔大笔的外债。
石油加价后，国际资本流通产生了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大国将大量外汇用来支付石油进口，就减少了其它物资和商品的进口，而石油进口国家一下收了这么多美元，这时像柏金斯这一批人就用各种办法要沙乌地阿拉国的王室来兜售各种大的工程，柏金斯书中特别有这一段的记载。同时这些腐败的王室也用他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换来的美元大事挥霍，包括买浴室的金马桶。但是钱太多了，再怎样挥霍还是一时花不完。因此就存进跨国银行，上面谈过，这时要借钱的公司缺无，像跨国银行贷不出去的存款就死在那边，活动不起来。这些银行找到了贷款给落后国家这条出路。暂且不管将来这些国家是否还得了债，先解决它们目前的困境再说。
跨国银行将钱贷给落后国家，国际间的资本流通就活络起来。这些国家就可以向资本主义大国进口，包括像由柏金斯一“专家”推荐的各样各类的大型建设。因此钱从资本主义大国支付石油进口出去，转了个大圈又回到原地。这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石油美元再循环减缓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却陷第三世界国家于外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拖延了十年，但终于在八十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债的形式爆发。
三 八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
石油美元再循环延缓下来的危机终于在八十年代爆发了。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贬值的威胁。1980年，吴克（Paul A. Volcker ）被派任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理事长[2]，他上台后采用货币学派的理论，大幅缩紧了货币流通量，让利率随银根紧缩紧而上升。美国贷款利率达到战后最高点，接近20%。美国利率上涨带动了世界金融的紧缩，欧洲美元的利率也跟着上升，这时美国和其它各大国的跨国银行马上就提高已经贷给第三世界的款项的利率。
到了八十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因利率上长而使得外债负担非常沉重。以巴西为例，贷款利率每上长1%，巴西的每年外债利息的负担就增加五亿美元 (Kuczynski, 353) 。而只在两三年内，贷款利率上长了10%左右，可见因利率上涨对巴西和其它借了外债的国家所增加的负担。根据摩根信托保证公司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估计： 1982年时，拉丁洲的几个国家，外债利息负担以他们的支付外债的能力来说都非常沉重。每年外债利息支付占由出口所得的外汇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达到30% 到45%之间 (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 年 10月) 。从 1979 年到 1982 年的利率上长的三年中，发展落后国家的外债总额从两千三百三十亿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亿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 年时，波兰就已经不能继续支付外债，次年 8月，墨西哥也宣布它付不出当月的本金和利息，随后其它欠债国也宣布不能继续支付贷款。
在利率高涨下，落后国家的外债快速增加，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跨国银行，其他贷款来自德国和日本及其它欧洲的跨国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金融组织。到了八十年代初，假设拉丁美洲的三个最大债务国一年不付利息的话，美国最大五家银行的毛利润就下降75%。美国九家最大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是它们资本额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不但美国最大的九家银行将破产，而且经过连锁反应，将引起更大一批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的银行破产。到了1981-82年，当欠债国支付利息和本金发生问题时，金融危机就开始了，这时以美国为主的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到了崩溃边缘。（Volcker，198）因此八十年代的这次危机其实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外债危机，而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危机的集中点是跨国银行因债务的拖欠而面临破产。
[1] 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率低，所以真实利率低。
[2]吴克跟继任他的葛林思潘同样的出名。
四 国际货币基金抢救八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
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大国和日本各国赶快联合起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的力量来协助这些银行，由国际货币基金向这些国家讨债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崩溃。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赶紧先替国际货币基金融资，它们用国家税收的钱转账给基金，成为它们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时，美国总统雷根向国会要求拨款八十四亿美元，作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增资之用。国际货币基金就用来自各大国的新增加的资金贷款给欠债国，这些国家再用新借到的钱来偿还给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跨国银行。因此，美元兜了个大圈子就从美国付税人的户头转账几次到了这些银行的户头里。有人说，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没有离开纽约巿，只是转了几次账。从表面上看，基金贷款给这些国家好像是援助它们，但是实际上是美国的付税人拯救了跨国银行，使这些银行逃过了倒闭的危机。
银行拿回了钱，注销呆债，资本主义暂时解除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剩下来的问题就由国际货币基金来处理了。经过这个转账的程序，欠债的落后国家的债主就从跨国大银行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跨国银行无法向欠债国逼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却完全可以。国际货币基金知道无法立即要这些国家偿还所有的债，因此在贷款给它们时将还债期限延长，但是当落后国家接受基金贷款时，就被强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 ）中的各项条件。在1983年时，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二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与基金接受基金的制裁，它们分别签署了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同意书。
五 国际货币基金与结构性调整措施与危机的转嫁
国际货币基金结构性调整措施对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干涉的范围极广，它的内容一般包括下面几项：
＊负债国要将它的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赚取外汇，用所得的外汇来还债。
＊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要它们削减对贫穷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电上的补助，以及公共保健以及教育等各项的开支。用节制政府开支来抑制物价上升。
＊提高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像邮电和交通）。
＊控制通货膨胀，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资上涨
＊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对将外资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规定。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资收买，其中包括协助外资用债券换股权。
＊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进口限额并降低进口税。
调整的措施不但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譬如债务国必须要根据签署的条款来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有关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税收，也直接干涉欠债国的货币政策，要它们用紧银根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些国家也必须开放市场和优待外国投资。措施的条文中还要欠债国的政府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许多欠债国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就用廉价卖给外资。外资常常用在债券市场上买来的债券来收购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债券市场上一百万元的债券，五十万或甚至于二十或三十万就可以买到。在这样的交易下，外资用廉价买下了大批原国有企业。在调整措施中国际货币基金更要欠债国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开放进口，本来这些国家的外汇就已经不足了，这样的措施只有使它们更无法控制外汇的支出。在调整措施中借控制物价上涨为名来压制工资的调整，更说明了接受了“结构性调整措施”后，一个国家就等于丧失了它们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
国际货币基金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支持下，用各种的压榨的手段向第三世界国家逼债，但这些国家所欠的债却只增不减。从1982 年到1990 年之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一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九千两百七十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八年中，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四千一百八十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美国在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画。到了1990 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 xv-xvi)
六 国际货币基金与帝国主义全球化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趋严重。国际垄断资本急需向外扩张，国际货币基金就利用发展落后国因外债所逼而签下的这些调整的措施来为国际垄断资本辟路。国际货币基金全力推展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说国际货币基金在固定汇率解体后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毫不过分。
从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几个拉美国家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 危机，它们被跨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逼的走投无路，跨国资本正等待着将这些国家的市场打开，墨西哥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了八十年代中，墨西哥总统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Madrid的接班人是他手下的Carlos Salinas。Salinas出生于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家庭（被称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Salinas在1988 年当选墨西哥总统，当选后他继续和扩大了前任总统的经济改革。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将它的企业全面开放给外资、削减关税、取消金融管制、并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从1982 到1992，墨西哥将大批国营企业拍卖，在这几年中，墨西哥的国营企业从一千两百家降到两百六十家，这一千家被私有化的企业占墨西哥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馆、海港、矿产公司、钢铁公司、农业企业、飞机场、公路、桥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话电信企业、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烟草专卖等。( Leon，167-68）Leon对墨西哥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大为赞扬，把墨西哥总统Salina当政时的私有化说成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这些企业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为了还债而拍卖的，原来国有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私有化，国有企业就在债券换股权下转变为外资企业。
1992年时，美国的前联邦准备银行的主席吴克（Volcker） 对这一段的展在书中这样说：“这些国家的治国哲学，它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它们从过去几十年来腐朽和无效率的经营方式中转变过来，它们不再用高的壁垒来保护它们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或抵制外资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都被抛弃了。它们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其它进口限制，它们将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甚至银行。...现在外国投资者和公司与当地资本合作变得容易多了，外资甚至可以参加属于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业。” (Volcker, 208-209)
墨西哥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希望能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曾经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美国与德国早年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用保护贸易来阻挡先进英国工业品的竞争，以便协助本国工业的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它们背后的帝国支持下，利用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杀手，把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彻底消毁了。墨西哥的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它的个人平均真实所得从1981年外债危机前到1986 年的五年之间下降10% ，实质工资（除去70%的物价上涨外）下降了30% （Krugman, 41）。
从1990 年到 1994年的四年中，新自由主义的宣传家称这四年是墨西哥的经济奇迹，但是它的经济成长率也仅为 2.8%，刚超过人口成长率。根据墨西哥本国的统计，到了1994 年，它的经济还没有能回到1981年的水平（Krugman，50）。1993年12月底，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将墨西哥的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1994 年1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一周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在西半球高峰会议开幕时致辞说：「对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记忆，如今已经模糊了，这些年的改革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但是就在柯林顿宣布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到来的九天之后，墨西哥有史以来最严的危机就爆发了。墨西哥尚未从八十年代初的危机恢复就再次陷入更深的危机：披索贬值，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小农
